我通过查阅数据发现，美国产业高端化的同时，出现了空心化的过程。资本在全球流动带动就业和产业的流动，高成本的国家是资本流出、产业流出的主要来源地。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和高端就业虽然留在美国或给了美国人，但获益人只是资本家以及与他们共谋的华尔街，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精英阶层，但实体产业及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过去超级全球化的过程中大量流失，中层、基层就业也大量流失。与香港的情况非常相似，在超级全球化下同样也出现了两个美国。
Andy Grove是英特尔的创办人，他在2010年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怎样去创造就业》，在网络广为流传。他认为，美国对制造业的价值严重低估，过去这些年全世界都推崇美国的硅谷，但硅谷强大的创新机器并没有为美国人创造太多就业机会。他认为，车库中的发明创新非常重要，但R＆D的成果变成产业、商品的过程同样重要，可在过去这么多年，科技产业规模生产的过程已经不再在美国发生，硅谷的创新成果大多拿到其他国家去变成产业和产品，美国的就业机器开始空转了，无论再创造多少间INTEL、APPLE，就业都难以改观。他提到，在“美国研发、境外生产”的模式下，美国将变成一个由高附加值工作人群、无法转移的低端就业人群以及失业人群构成的社会。这是Andy Grove10年前的预测，关照今日的美国，可以发现他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持续会带来阶层的断裂，带来对立，这种争端已经出现。
在超级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同时还出现了资本霸权和过度金融化的趋势。在超级全球化之前，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个互相制衡、相辅相成的关系，勉强能维持平衡。可是超级全球化后，他们之间的博弈天平从此就失衡了。资本的全球流动赋予了资本一个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可以决定就业的地理位置，决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博弈转变成了由资本家控制的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竞争。从1973年到2019年，美国工会会员大量退出工会，工人退出劳动市场，资本霸权形成，财富成为赚取收入最有力的工具，工资的增速远远不及资本增速，拥有资本的人对经济的垄断性不断增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失业率并不能反映最全面的就业情况，因为很多人直接选择不就业。超级畅销书《从零到一》的作者Peter Thil有一个演讲，在美国2016年大选的时候被誉为“改写了教科书”。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自由贸易会让人人受益，但Peter Thil称自由贸易并没有惠及所有的美国人，反而是让美国空心化。美国失去成千上万的工厂、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让很多城市的核心沦为废土。他认为受惠的只是金融财阀和精英阶层；而政策制定者喜欢自由贸易，因为他们自己是赢家。
超级全球化还包括一个因素就是人的全球化，美国人还面对着移民冲击。首先是就业方面的冲击，移民更愿意去接受更低端、更恶劣、更没有福利的工作；其次是福利，移民更依赖社会福利和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此外有移民还会带来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族群矛盾。美国一个机构预测，到2055年，美国白人将少于总人口的50%，到2065年美国白人将只占45%左右。《 Hillbilly Elegy》一书，就描述了美国“铁锈带”上的城市，在全球化中产业流失后面对的情况，社区崩塌、城市衰败、社会底层濒临绝望。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也曾提到，其实“美国自身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
超级全球化在美国一路高歌猛进，到2008年迎来一个转折点，那就是金融危机爆发，把很多美国以往坚信的体系和价值观都摧毁了，引发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怀疑和反思。2010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举着“我们是99%”的牌子，愤怒地喊出他们的“被剥夺感”。2016年特朗普为什么会赢？这就是根本原因。若不是疫情这只黑天鹅，很大概率他还会赢。不光是美国，全球都出现了“特朗普化”的趋势，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反移民。我觉得资本主义发展到2008年，走上了一个转折点，人们开始去反思全球化、去调试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百年大变局，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香港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必须去审时度势，寻找自己合适的发展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