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其实港府未必要变成一个大政府。香港政府历来是一个小政府，多年来的经济转型也好、发展也好，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结果。政府没有规划经济的传统，也没有规划的能力，让它转型成像内地式的政府，或是新加坡家长型的政府，暂时也做不到。但是香港政府可以转型成一个“有为政府”，从所谓的不干预、无为，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介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介入”并不是规范企业怎么运作、规范资本怎么流通、规范市场怎么运行，而是提供一个发展的蓝图，这不仅有利于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还可以推动“二号香港”产业的结构转型和实体化。另外，香港经历了几场大的社会运动，社会非常撕裂，产业发展蓝图相当于是一块踏脚石，让整个社会的持份者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分地engage（沟通和交流）各个持份者，让年轻人表达他们的理想，让家长表达对孩子的期盼，政府则可以从中瞭解社会各界的想法。这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手段，让两个香港走上弥合之路的手段。我认为政府可以参考。
中评社记者：您在书中提了香港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有“引进来”的思维。您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香港如何引进来？如何走出去？
洪雯：我非常欣赏内地政府在“引进来”方面的所作所为。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我当时还在利丰工作，陪同冯国经先生接待了大湾区不少城市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过来，讲了很多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说如果我们把总部搬去他们的城市，可以在“一企业一政策”的思路下提供各种优惠，税收和土地都可以商量。新加坡政府也是这么做的，利丰有几个大的物流项目本想放在香港，结果新加坡专门制定了特别政策，给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于是利丰就把项目搬去了新加坡，吸引了不少相关产业跟随，带动了整片区域的发展，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高端物流中心了。利丰开业的时候，新加坡副总理亲自出席，非常重视。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向这些城市学习，未来要发展科技产业和2.5产业，政府需要放下身段去招商引资，去敲门，主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
中评社记者：修例风波使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也使社会撕裂，令昔日被繁华所掩盖的一些社会矛盾陆续暴露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鸿沟，您认为产生这个巨大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公的局面？
洪雯：最大的原因是香港在追逐全球化的几十年里，忽略了本地的需求。Global（全球）和local（本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专注本地发展，就会被全球化抛弃，例如非洲很多地方根本无法融入全球的流通系统；可是香港只专注追求在全球中的竞争，忽略了本地能否从中受益，就带来了撕裂。“一号香港”享受了全球化的大部分益处，大多数的弊端则由“二号香港”承受。要弥补这种撕裂，就要改变以往那种追逐高端全球化、一切以国际功能为先的思维。举个例子，香港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资本松绑，取消了各种税，包括遗产税。资本家才有大额遗产，香港取消了对资本家的税，这是很荒谬的。另外，为资本拆墙松绑，吸引资本进一步涌进香港，但香港的产业非常单一化，都流向金融和地产行业，更加推动了香港的金融化和地产化。这些都是进一步加深贫富鸿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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