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勇平留给公众两张截然不同的脸谱。一张是7.23动车事故后新闻发布会上的“口不择言”——“奇迹”、“反正我是信了”等雷语迭出；一张则是“突然却并不显得意外”的离任背影。有媒体甚至登出了王勇平在铁道部办公楼的楼梯上挥手作别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令人充满惆怅，以至于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我已经开始同情王勇平了”。
我们很难说王勇平离任与他此前的“发言失误”无关，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能够理解网友对他由愤怒到同情的心理转变。事实上，这或许更是一种互通的情感。王勇平在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的糟糕表现后，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就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文章中反问：今日王勇平，明日谁？今日铁道部，明日谁？在我看来，这里面固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愫，其实更揭示了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以及发言人必须要承受的制度不完善的代价。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开始确立，虽年轻，但成长迅速。数年来，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确立，各级党委发言人也即将全面出现。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而与此相对应的，作为一种发展中的“阵痛”，则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被部分扭曲与异化：在许多时候，新闻发言人制度更被侧重于技巧训练、公关培训；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只是宣读通稿，为了体现部门意志，为了把事情“抹平”。
《人民日报》将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分为“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等。这样的公众形象显然与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本意相悖，也越来越不适应开放的时代背景。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众因为网络拥有愈来愈多的信息，微博更是扩张了这种信息占有的容量。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期待，更多集中到了“有问必答”、诚实与机智等表现上面。沉默、挑衅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只会愈来愈激起公众的反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