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鱼精蛋白的断货风波并非个案，而是多数廉价基本药物现状的缩影。虽然鱼精蛋白经行政出手干预暂免退市之忧，但这并不代表廉价药品的危局已经解除。主管部门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弥合药品公共属性与医疗体系商业诉求间的错位裂痕，才能够根治当下基本药品供应市场的顽疾。
鱼精蛋白是心脏病手术患者预防术后大出血的必备药，由海鱼新鲜成熟精子提炼而成。面对媒体断供的质疑，药企给出的原因是：受到工业污染，原材料海鱼精子的数量及质量均有所下降；而且，该药品价格过于低廉，生产积极性受挫。
由此，不难猜测，原料不足并非主因，无利可图才是鱼精蛋白受药企冷遇的真正症结。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入不敷出的行业必然会倒逼厂商大规模退出，在商言商的药企为了生存和获利也会倾向于对鱼精蛋白“用脚投票”。但现在的问题是，药品作为特殊商品身兼治病救人的重要社会功能，特别是廉价基本药物对相关病患而言更是一种“必需品”。鱼精蛋白断货虽然符合市场逻辑，但站在公益性角度无异于将相关病患推向绝境。
客观而言，药品是公共产品，不可一味以市场逻辑来衡量，当划归行政干预的重地。而我国负责药品监管部门的数量也并不少：发改委掌管价格、工信部负责必需用品储备、食药监管局负责质量安全审核。近年来，发改委调降药品最高零售价的举措一直都没有止步，只是药价高的难题却并未因此而改观，以至于安乃近、胃舒平、黄连素、肤轻松软膏等一批价格低廉的药品渐次成为历史的回忆。目前，我国由政府定价的药品只占20%左右，其余近80%则由药厂自主定价。庞大的“体制外”市场，给药企逃避定价监管广开门路，通过改换名称、包装，甚至是剂量改变，就可以给既有药品编织一个涨价的理由，让药品“降价即死”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既有药价核定的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例如，鱼精蛋白自上世纪60年代就被广泛应用，而其价格在几十年间竟然没有上涨，这显然是忽略了成本要素的变化，价格核定程序似乎成为“摆设”。此外，就药品储备工作看，“慢半拍”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本次鱼精蛋白告急就是经由媒体途径曝光，而非政府部门“先知先觉”。行政监管滞后、趋利诉求充斥其间，导致药品沦为了医疗体系谋取暴利的载体，老百姓直呼“病不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