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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折 两岸共同缔造更美好新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09-01-02 00:24:05  


 
          《告台湾同胞书》开启对台政策新页

  《告台湾同胞书》指出:“近30年台湾同祖国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争取合情合理的政策与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文学观摩”……。这些基本主张,是将武力解放台湾,开始转变为和平统一,这就为后来形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落实“和平统一”新方针,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首先,落实台胞台属和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再不将他们及子女视为有“海外关系”而加以歧视,对他们过去受过的不公平待遇进行平反昭雪。

  其次,客观公平评价有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重新评价和纪念辛亥革命、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号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将全体国民团结了起来,结成了新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驱后裔”身份被邀请参加上海、浙江、湖北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也参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仪式,并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我第一个成了“和平统一”的受益者,此时我39岁,在市政协我成了一个最“年轻”的委员。

  此后我们统一的政策与观念逐步完臻,从叶(剑英)的九条主张,到邓(小平)的六条主张,至江(泽民)的八点主张及胡(锦涛)的四点主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对台方针与政策。这中间有四大关键:

  一是如何让我们的政策更贴近台湾的政治现实,更符合台湾民意,即“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而不是“以己度人”。

  二是如何改变旧思维,进一步解放思想,拥有创新意识,摆正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三是认识到统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相互融合的过程,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新中国的过程,这过程是由许多阶段组成,先易后难,先经后政,逐步实现。

  四是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运用“和”“战”两手,软的要更软,硬的必须更硬。事实证明这四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则无往不胜。

  为了宣传新的对台方针与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与其他各大城市先后举办过大型对台展览会(上海曾先后展出两次)。我被召去参加这项工作,负责展览会的第一部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我当时虽在历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其实我对台湾问题一无所知,也从无研究,阴差阳错地被弄去搞了半年,但这意外地让我读了许多相关资料。冥冥之中我的命运似乎终要与台湾问题结缘。

  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交流交往开始热络化,1986年浙江省举办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5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祖父海外弟子及研究者(包括在台弟子)也纷纷归来;后来我又参加香港纪念章太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见到诸多台湾亲友同门,此后我接触台湾各界人士机会越来越多。祖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两岸交往的升温,促使蒋经国不得不在1987年开放两岸往来,于是两岸进入了一个互动的新时代。

  1988年上海成立国内第一个对台交流学术团体——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我有幸担任秘书长;1990年上海成立台湾研究会,我有幸担任秘书长;1991年海协会成立,汪道涵任会长,我有幸在他身边参与工作;1995年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担任副所长;同年上海东亚研究所成立,这也是专门研究两岸四地问题的专业研究所,我又有幸担任所长……。我在两岸关系领域越陷越深直至今天,几乎参与了它的全过程,经历种种波涛骇浪,亲见“一个中国”经历了万般考验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进党由盛而衰,见证了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代。我人生最宝贵的近30年的精力,几乎都与统一大业结为一体,我的喜怒哀乐几乎与两岸关系浑为一体,成了一个两岸关系的专业研究者。这一切可以说都与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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