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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五四”……

http://www.CRNTT.com   2009-04-28 09:03:44

但是，在当时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辞，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幷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 “约法”一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 “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他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科学新文明 “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这又在台湾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老师辈”，闻一多则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则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仁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着，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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