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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遗忘、道歉与宽恕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11-14 09:30:19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 　　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 　　很多恶行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北大附中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已经怀孕，红卫兵们把她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强迫十多名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 　　基于尊重死者以及读者，此处省略更为匪夷所思的暴行。从申小珂他们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说。 　　沉默的大多数 　　但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很多红卫兵当年尚是未成年人。一个14岁的少年欢迎“停课革命”，仅是因为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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