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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十字路口的中国二元土地制度(上) | |
http://www.CRNTT.com 2011-02-24 09:36:00 |
比如我们现在一再讲土地私有制搞不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认为土地私有制会造成自由买卖、土地兼并、社会危机、农民战争等等。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是和我们以往一直宣传的一整套理论是连在一起的: 第一就是认为传统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集中,它导致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 第二就是认为土地集中是由土地自由买卖造成的; 第三个论点就是认为这种机制(土地自由买卖)导致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周期现象,就是一个王朝早期土地比较平均,然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买卖,土地兼并就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有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造成一场社会暴乱、农民战争之类,这就用来解释中国的一治一乱; 第四个就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的革命,因为所谓反封建,讲得简单点就是消除地主制,就是所谓的搞土地地权,我们认为就是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而且用它来解释中国革命。在这种解释话语下,中国革命基本就被解释为(在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就不讲了)主张土改的人和反对土改的人的一场较量——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就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就赢得了革命,而国民党是反土改的,所以就失败了,被农民抛弃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那么紧接着下一步,集体化就非搞不可。因为消除了大土地私有制以后,肯定还要接着消除小土地私有制,否则的话,又会出现上述的周期现象。所以搞了土改还不算完,接着还是要搞集体化的,如果不改集体化的话,那土改等于是白搞了。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早在农村承包制改革一开始,出现了很多反对的舆论,就是所谓的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谓回到解放前,其实不是回到地主制,其实指的就是回到单干。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只要单干就会由于自由买卖造成土地集中,就会回到解放前。所以为了把这个理论给说圆了,当时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我们有一位朋友,周其仁先生,当时就挖空心思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说其实小生产是不会导致兼并的,或者说兼并是有益无害的,过去其实主要不是小生产本身的问题,而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会产生的问题。按照周其仁先生的说法,如果是商品经济的小生产,似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当时的理论困惑。很显然,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实际上,如果要从土地兼并的逻辑讲,恰恰是商品经济的小生产最容易发生兼并,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倒真是很难说。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就没有解决,而到了现在,它又被拿出来,作为土地权利不能交给农民的一个理由。 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从理论上反思,就是对现有这整套体系的反思。至于现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反思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怎么去制衡既得利益的问题,现实就几乎已经没什么道理可讲。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如果真是要防止无地农民出现,其实很简单,第一不允许抢农民;第二,如果农民卖地太傻,政府可以审查一下。这两个解决了不就行了。但是现在就是不干,就是可以抢农民,但是农民不能卖。你说这个有什么理由呢,这和防止无地农民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呢?那么我现在就要讲讲,这套逻辑前面的那些命题。 关于这点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包括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也包括现代史,比如包括像奎松先生搞的那个民国时期的历史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不管人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但是至少就现象本身而言,我觉得研究这20年的历史有一点应该已经逐渐得到共识,就是传统时代土地很集中这个说法就是受到质疑的。 不仅一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也不知道属于不属于自由派的人士,像我照样,有过质疑。就是像一些很正统的人也会有过质疑,包括中央党校党史调研室的前主任郭德宏先生,他也是老革命了,是离休干部,他就讲这个传统时代地主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样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几。当然他理论解释上他是加了个帽子,就是即使是百分之三十几,也足以证明那时候地主制还是整个占主导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吧,至少他还是承认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土地集中的状况夸张得很厉害。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中国国家统计局,那个时代国家统计局的局长是李成瑞先生,大家知道李成瑞先生是很重要的毛派代表,经常写万言辞,经常指责资本主义土地如何不好。但是李成瑞先生在主持国家统计局的时期,他就做过一个工作,就是把土改时期不同地区的地权资料做过一个分析,当时出来的报告结论也是土改前中国的土地没有过去讲的那么集中,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比较集中,有的地方比较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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