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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消除“误解”重庆当反思“唱红”

http://www.CRNTT.com   2011-05-10 09:22:02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的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听贝多芬、莫扎特，看芭蕾舞，读《出师表》、《正气歌》、《滕王阁序》，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如听《狼爱上羊》、《嘻唰唰》，看超女、快男、单人清口或二人转，读三流作家的小说。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上看，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软暴力与军队、警察等公共机构实施的硬暴力不同，但性质没有差别。这样看问题，不是在玩推理游戏，而是在再现社会生活的逻辑：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半点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的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今日任何手握绝对权力或大权的人都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赛斯库倒台前几天在大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享受的全场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和持久的欢呼声——这种全场起立、掌声和欢呼声是出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顶礼还是代表民心、公意?相信除当局者外，这对普通公民大众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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