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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http://www.CRNTT.com   2011-07-24 10:55:31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着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汪篯并没有马上放弃,他努力向师母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

  10天过去了,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的答覆,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当时有“南北二陈”之说,他常会被人与陈垣作比较。他们都曾经历“三朝”,陈垣在1948年底的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也被列入重点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也曾在炮火中,数次等候陈垣上机,但陈垣没走。他在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写道:“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陈垣的转向被认为是时代巨变的典型,时代之潮铺天盖地而来,身处其中的人们相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陈寅恪是例外。

  他给科学院的答覆抵达北京后,这一年,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个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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