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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 　　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 　　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 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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