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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http://www.CRNTT.com   2011-09-01 14:45:17  


 
  “天下为公”, 还是“天下为家”?

  但就是这么个私下里同样羡慕“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却受朝中守旧权贵之命监视郭嵩焘,不断密告郭嵩焘要“以夷变夏”,图谋不轨,甚至连郭披了洋人的雨衣、看了洋人的节目单,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他还在朝堂上诋毁郭嵩焘的学西言行是“迎合洋人,坏乱风俗”的大逆不道之罪。而且有趣的是,与他私下褒扬英国的“政教”却不喜英国的“器物”相反,他公开对郭嵩焘学习船坚炮利的言论指责不多,却猛批郭嵩焘离经叛道,破坏纲常,那罪名简直十恶不赦。结果导致郭嵩焘彻底被罢黜,险些遭治罪。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说就个人而言,刘锡鸿不满于郭嵩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并在薪水等问题上怀恨在心。但是在理论上刘锡鸿对自己的恶行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听见了吗?儒家虽讲“天下为公”,但刘锡鸿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英夷才当真呢,实际上咱们是儒表法里,“天下为家”已经几千年,“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权贵为此“一人”所豢养,万般私利尽在其中,那是万万动不得的!

  但这样的人还是“儒家”吗?他诋毁郭嵩焘,体现的果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吗?如果是这样,那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同样不喜欢民主,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吗?刘锡鸿与郭嵩焘,犹如陈兰彬与容闳,当时私下对中西的观感其实都差不多,只是郭、容心口如一,而刘、陈口是心非。他们的区别到底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还是干脆就是中国文化中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乡绅”与“乡愿”的区别?

  至今人们还把刘锡鸿、陈兰彬这样的人称为“清流”,如果这种口是心非、趋炎附势、阳儒阴法、倚权谋利的“乡愿”之徒也算“清流”,那从孔孟到东林党人大概都只能算“浊流”,而比刘、陈更“清”的大概只有魏忠贤了。

  显然,当时就连陈兰彬、刘锡鸿这些所谓“极端守旧派”也非常清楚帝制(“天下为家”)的不仁不义,宪政(“天下为公”)的亦道亦德。要知道那时还是洋务时代,离戊戌变法都还有几十年呢,那个时代所谓“极端保守”者都已经这样想(尽管绝不公开说)了,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最近看到有个先生写文章说:我们过去“软实力”老上不去,就是因为无意服从了人家的“话语霸权”,老在人家的话语体系中跟人辩论,被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词牵着鼻子走。这位先生说,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不如干脆就抛掉这套话语,只谈仁义道德。你拿民主这个尺子来量我,我还拿仁义这个尺子来量你呢!这样我们就有话语权,就有软实力,就主动了。

  真是这样吗?老实说,看了晚清这些人的议论你就明白:这不是什么话语问题,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拿百姓不当人,谈民主固然理短,谈仁义道德也谈不过人家!戊戌前的这些人,从“进步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成这些人,到“极端保守”的陈兰彬、刘锡鸿,都是谈仁义道德谈出了“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他们都饱读诗书,长了个儒家的脑袋,只是还没有被“儒表法里”腐蚀完,在“乡愿”社会里还保留了一点“乡绅”气,他们还根本没用过自由、人权、宪政这些词,只是偶尔用过“民主”也还很词不达意。但是,他们一到西方,就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不是“器物”上的,而是“政教”上的。用“民主”的尺子量有差距,用“仁义”的尺子量,差距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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