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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里的丰子恺后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1-26 10:30:05  


 
我和父亲一起翻译名著

  记者:到上海您一家人就是住在现在的日月楼吗?

  丰一吟:开始我们到上海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里。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附近的住房也挤满了人,空气很差,家里人几乎都得了肺病。父亲两次晕倒在地上,吃得不好。父亲是一手来一手去,没有存款。上海的中国画院请他去当领导,他再三推辞,后来“三顾茅庐”,父亲才同意了。再后来父亲顶下了长乐邨的房子。我清楚记得搬进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当时哥哥姐姐都成家了,我是因我爱人在广东湛江,所以还和父母、弟弟一起住。我住在紧挨阳台的小屋,父亲住在有阳台的那间大屋。父亲说这里看得见月,看得见日,就给它起了名字叫“日月楼”。到过年的时候日月楼就热闹得不得了。我们办自己家庭的除夕晚会,大人和孩子都各自表演节目。直到1975年父亲去世,日月楼也是父亲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

  记者:在所有子女中,您和丰子恺相处最久,也合作翻译过很多书。

  丰一吟:在日月楼父亲几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译、写文章,下午画画。我和父亲在日月楼合作翻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还有《中小学图书教学法》《音乐的基本知识》等很多书,父亲自己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

  记者:和那个时代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样,晚年丰子恺也经受了很多磨难。

  丰一吟:我家原本住整幢房子,“文革”期间被勒令搬到楼上,楼下住进了好几户人家。父亲喜欢安静,阳台的那张小床本来是给他午睡休息一下用的,他腿都伸不直的,后来房子被别人占了,晚上睡觉就只好也睡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父亲被下放到上海的乡下劳动,我去看过他一次。草棚是露天的,泥地上面铺一层稻草,晚上就睡在上面,那天正好下雪,枕头边都有雪花,很苦。父亲最后是死于肺癌,“文革”时他很苦闷,挨打啊什么都有的。当时我们对健康也没有什么知识,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前发呆。

  记者:那时候他还画画吗?

  丰一吟:父亲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瞒着我们偷偷在那儿画画。《护生画集》第六集一百幅画就是偷着画完的。1971年秋天,父亲亲手糊制了牛皮纸大袋子,袋上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字,说要“交爱我者藏之”,分别送给了他最喜欢的弟子胡治均、我大哥的女儿、我弟弟、我女儿各一套。

  记者:据您观察,丰子恺画画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丰一吟:父亲画画很简陋的,随便趴在一张小课桌上就画起来。墨不讲究,砚台也不讲究,人家送给他一个端砚,他也随手送给别人。父亲的毛笔,只有狼毫没有羊毫,好坏也不计较。用完后也不清洗悬挂,而是饱蘸墨汁,再套上铜笔套。我现在发现,如果我学他的画,我要用一支好一点的毛笔画人啊,写字啊,一支差一点的毛笔画山啊什么的,但我当时看他都是只用一支笔,用坏了就换一支。他最大的画就是一整张宣纸的,在重庆的时候我看见他画过,但最多的都是很小的画。画画之前他会拿个木炭条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后来有人看见他的画上有木炭条的痕迹,就说是赝品,哪有这么有名的大画家画画还用木炭条的。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个事,但后来有人再造假画的时候,反而会用木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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