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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里的丰子恺后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1-26 10:30:05

我和父亲一起翻译名著 　　记者：到上海您一家人就是住在现在的日月楼吗？ 　　丰一吟：开始我们到上海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里。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附近的住房也挤满了人，空气很差，家里人几乎都得了肺病。父亲两次晕倒在地上，吃得不好。父亲是一手来一手去，没有存款。上海的中国画院请他去当领导，他再三推辞，后来“三顾茅庐”，父亲才同意了。再后来父亲顶下了长乐邨的房子。我清楚记得搬进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当时哥哥姐姐都成家了，我是因我爱人在广东湛江，所以还和父母、弟弟一起住。我住在紧挨阳台的小屋，父亲住在有阳台的那间大屋。父亲说这里看得见月，看得见日，就给它起了名字叫“日月楼”。到过年的时候日月楼就热闹得不得了。我们办自己家庭的除夕晚会，大人和孩子都各自表演节目。直到1975年父亲去世，日月楼也是父亲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 　　记者：在所有子女中，您和丰子恺相处最久，也合作翻译过很多书。 　　丰一吟：在日月楼父亲几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译、写文章，下午画画。我和父亲在日月楼合作翻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还有《中小学图书教学法》《音乐的基本知识》等很多书，父亲自己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 　　记者：和那个时代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样，晚年丰子恺也经受了很多磨难。 　　丰一吟：我家原本住整幢房子，“文革”期间被勒令搬到楼上，楼下住进了好几户人家。父亲喜欢安静，阳台的那张小床本来是给他午睡休息一下用的，他腿都伸不直的，后来房子被别人占了，晚上睡觉就只好也睡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父亲被下放到上海的乡下劳动，我去看过他一次。草棚是露天的，泥地上面铺一层稻草，晚上就睡在上面，那天正好下雪，枕头边都有雪花，很苦。父亲最后是死于肺癌，“文革”时他很苦闷，挨打啊什么都有的。当时我们对健康也没有什么知识，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前发呆。 　　记者：那时候他还画画吗？ 　　丰一吟：父亲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瞒着我们偷偷在那儿画画。《护生画集》第六集一百幅画就是偷着画完的。1971年秋天，父亲亲手糊制了牛皮纸大袋子，袋上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字，说要“交爱我者藏之”，分别送给了他最喜欢的弟子胡治均、我大哥的女儿、我弟弟、我女儿各一套。 　　记者：据您观察，丰子恺画画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丰一吟：父亲画画很简陋的，随便趴在一张小课桌上就画起来。墨不讲究，砚台也不讲究，人家送给他一个端砚，他也随手送给别人。父亲的毛笔，只有狼毫没有羊毫，好坏也不计较。用完后也不清洗悬挂，而是饱蘸墨汁，再套上铜笔套。我现在发现，如果我学他的画，我要用一支好一点的毛笔画人啊，写字啊，一支差一点的毛笔画山啊什么的，但我当时看他都是只用一支笔，用坏了就换一支。他最大的画就是一整张宣纸的，在重庆的时候我看见他画过，但最多的都是很小的画。画画之前他会拿个木炭条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后来有人看见他的画上有木炭条的痕迹，就说是赝品，哪有这么有名的大画家画画还用木炭条的。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个事，但后来有人再造假画的时候，反而会用木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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