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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中：用中华文化解“主权”纠葛

http://www.CRNTT.com   2012-07-01 00:36:20

西方知识体系的国家“主权”观 　　所谓“主权”并不是个“先验性”的概念，它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经由政治的需要而被建构出来。 　　1648年西伐利亚条约以后，这个地球上的政治体就进入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运作方式。英文World一词指的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世界”，组成这个世界的政治体的主体被选定为“国家”，而不再是教皇、自由城市或其它政治体。所谓“国际关系”也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主权”与“国家”间划上了等号，即只有“国家”才有“主权”，拥有“主权”的才能称得上完整的国家。 　　西方国际法形成于1648年西伐利亚条约，“国家”成为了国际法的主体。现代国家的一切基本要素都已在欧洲主要国家体现。国家对内拥有属地和属人的最高权，对外则坚持“绝对”、“至高无上”、“独立”，“排它”、“平等”、“尊严”、不承认在其之上具有“最高权威”的存在。国家的“最高权威”是什么？政治学者将它命名为“主权”。 　　随着西方向全世界的扩张，“国家”等同于“主权”的概念普遍为全世界所接受，并成为国际法的重要部分。 　　由于“国家”与“主权”两者为一体，因此，在西方知识的语汇中，“统一”与“独立”涉及“主权”重组问题，两者完全是“政治上”的事务与需要，没有所谓“历史目的论”的问题。“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争取“主权”独立”均为政治上的立场，或许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并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些“政治上”的立场，往往与领土、经济、人口等有形的利益挂勾，而成为遂行其政治目的的一种方式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一直是居于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主流，政治人物思考与采行的首要手段。一个以追求或维护“绝对”、“至高无上”、“独立”，“排它”性“主权”的国际社会，“权力”自然是必须引用的工具。所以，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必然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也必然是一个崇尚强权即真理的世界。 　　从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可知，在两岸关系中，如果我们掉进了“主权”的陷阱，就必然会接受“权力政治”做为解决争议的选项。但如此一来，解决问题的希望就变得很渺茫了。因此，我们必须要舍此途径，从中华文化中另寻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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