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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文人为何对宗教多持否定态度

http://www.CRNTT.com   2013-03-31 09:29:42  


 
  严复深受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所以虽然认为宗教与科学各有其目的和对象,但却和大多数现代学者一样,认为在当今世界,宗教的意义仅仅在于其有利于道德,并且即便如此,也是一时的,宗教虽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但终究要被历史淘汰:“虽其始也,皆有一节之用,一时之功,洎平群演盖高,则常为进步之沮力。”直到辛亥后,他才改变这一看法:“虽然学术日隆,所必消者特迷信耳,而真宗教则俨然不动。然宗教必与人道相终始者也。盖学术任何进步,而世间必有不可知者存,则宗教终不废。学术之所以穷,即宗教之所由起,宗教可以日玄而无由废。”但以未知者的存在来解释宗教的存在,终究是把宗教理解为知的需要,这恰是典型的现代性思想。

  章太炎激烈反对一切有神论,当然也就坚决反对有神的宗教,说:“宗教至鄙。”“学术申,宗教绌。”完全是启蒙的腔调。但他另一方面又想以唯识为宗,建立无神的宗教。在他看来,宗教“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宗教虽超居物外,而必期于利益众生。”然宗教不必有神,因为根据唯识之教,神我不异,依自不依他,故没有必要设一个超越的神。既然外部世界本非实有,宗教也就不以把握宇宙奥秘为目的。说到底,宗教是因人类道德需要而生:“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尽管章太炎吸收很多佛学的资源,但他的宗教思想仍是一种现代性立场,归根结底,宗教是手段,必须以是否有益于生民为衡准。它不是出于我们生命的要求,而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辛亥、“五四”一代人,对宗教的理解就比上一代人更为粗陋和简单,也更唯物(肯定宗教的学者有,但始终处于边缘,没有太大影响)。他们的宗教观与英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者相似,宗教就是迷信加恐惧,是专制政治的工具:“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政府是也。”这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宗教之素者,鬼神也;其味,迷信也;其性,虚伪也。以重科学、凭公理之社会主义较,何啻霄壤之别。”宗教与革命和科学势不两立:“有宗教,则革命不得普及;欲普及革命,不得不反对宗教。有宗教,则科学不得发达;欲发达科学,不得不反对宗教。故反对宗教,一以普及革命,一以发达科学,诚对于社会之急务矣。”虽然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从未成为主流,影响也不大,但它对宗教的看法却并不仅仅限于它本身。

  国民党理论家朱执信坚决反对宗教,他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是精神的鸦片,“现在人人晓得肉体上不应该受鸦片的诱惑,还不晓得精神上也会受精神的鸦片的诱惑。”只有从对神和上帝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得到人的解放。他根本不相信宗教对于人生会有什么价值,相反,它只能使社会无法进步。

  蔡元培也对宗教持明确否定的态度,虽然他早年也写过《佛教护国论》这样的文章,认为“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产生于无知,科学昌明后,宗教就走向没落了,“宗教只是人类进程中间一时的产物,并没有永存的本性”。宗教信仰就等同于迷信,所以是“学问进步之障碍”,“社会之流毒”,“不足征信也”,“将来必被淘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的”。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其他人,都是以现代性知性的态度和社会学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宗教,完全忽视了宗教内在人心的根源。辛亥、“五四”的一代人甚至都不承认宗教的道德作用。蔡元培在别的一些问题上受康德的影响,惟独在宗教问题上比康德走得更远,他说:“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道德靠美术来培养,而不是靠宗教。宗教早晚要为哲学所取代:“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拘牵仪式,倚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现代性的理智主义使他完全忘记了宗教的情感性要素。

  在宗教问题上,胡适的激进堪比他所反对的共产党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很显然,胡适是从现代理智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宗教视为一种经验陈述,因而仅凭外在证据就可以决定真伪。宗教、有神论,在他眼里就等于迷信。宗教不但无益于人生,反而“处处反乎人情”。他完全认同现代性否定宗教的超越性,而让人自己来代替神的地位的世俗化思想。他要求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朽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现代人把上帝赶跑,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态度。有这种态度的人,自然不会再有依赖感、敬畏感和向往感,而只有对自己能力的无比自满与自信。若干年后,一首“民谣”以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现代人的自命不凡:“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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