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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美国访学见闻

http://www.CRNTT.com   2013-04-22 14:45:40

谈大选所见：他们像售楼登记般拉选票，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您有近距离观察他们的选举小组和选举办公室吗？有没有参与其中？ 　　王功权：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也挺多，这期间美国东部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我做专题演讲，前后有8、9个大学的演讲。还有其它方面围绕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一年中国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等事情。如此，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大选细节。只是某次我跟朋友去发现美国大选拉选票很具体，活儿很细。某天早晨去费城，一个大车把纽约这边支持奥巴马的人拉到费城，把大家放到一个公园里，先经过训练，即大家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说。他们做什么？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每一家：你是不是愿意支持奥巴马。如果愿意先填写一份表，这个是意向表，并不是最后的投票。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填这个意向，到时不按这个走怎么办。其实这不重要，只是做一个初步统计。而且这个小组由原来有经验的人领着没有经验的人包两栋楼，那个小组包两栋楼，家家户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等，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出来。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哪个楼盘、哪个房间卖出去，哪个没卖出去一样，做表统计。并且进行训练，注意什么，先讲什么，如果人家抵触怎么进行沟通。那天我很震撼——美国拉选票的活做到如此细致的程度是我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也许，就是向售楼公司学习的？或者说，中国未来如果搞选举可以直接向售楼公司学习。这种统计是社区助选选举委员会在做，还是独立的第三方统计公司？ 　　王功权：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资料从哪儿来，但当时我很震撼：竟可以统计到每一户叫什么名字，原来支持谁。我没有想到细致到如此程度。这项工作不是当地社区所做，而是社会上自发支持奥巴马的团队。假如我支持奥巴马，我就召集这帮人到竞选工作办公室看哪些地区的选票需要我们去拉，然后分配任务。比如朝阳区还有机会，领到这个东西，从那里拿到这个图。这个图一般不是随便给，因为要先拉起一帮人去会担心带来一些问题，一般是张罗这些事情的主要协调人，一到两个人是竞选办公室的，领到哪个城市、哪个区，具体到什么样的程度。填写了这张表支持奥巴马，回过头不支持不重要，先拿到一个初步意向，然后迅速全范围的统计上去，这样就能不间断地知道自己的支持率。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是我所没想到的。  “谈华人政治关注：有的振奋、有的希望、有的迷茫。”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学校做演讲，对整个华人圈或者整个朋友圈的政治意识有没有观察？一般华人不太关心政治，您所接触的朋友圈他们关心政治吗？ 　　王功权：你问的问题，我试图仓促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我将在美华人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属于在美国工作并且融入到美国社会或者拿到美国国籍、绿卡的长期工作的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二是留学生群体，包括在那里准备上学、正在上学或者上学后一两年逗留、寻找工作机会抑或短期工作准备回来的；三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那边很多人是中国企业家，甚至，我在国内想见到这些伟大人物很难，但在那边稍不留心就遇到了。比如在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曼哈顿繁华地段的繁华地段），有几栋正在对外销售的新楼盘，到那儿一打听，中国不少企业家在那儿都买了楼，晚上没事他们会在下面喝茶，给人感觉中国企业家在那儿特别嚣张。 　　第一类群体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振奋，并且对祖国的问题能多一些包容，对政府、国家充满希望。他们在心里希望中国民主转型，更重视人权，但对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高兴。他们会举过去中国没有这么强大时，他们被人歧视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祖国的发展很重要。 　　学生群体最大的压力是就业，在美国学习花费很大，不管家庭好还是不好的孩子在那儿算自己几年的花费，希望自己经济尽快独立或者挣一点钱，至少不成为父母的负担，懂点事的都是这样。花天酒地的学生我碰到的不多。大部分学生希望自己尽快独立，这可能在那儿受的教育有关，而且孩子离开父母后特别懂事。所以在美国寻求就业会多一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态度，比如存在的问题、希望中国变革这是普遍的。如果自己现在投入这样的职业推动社会转型或者中国社会改革的工作，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基础，好像读了这么多年书不挣钱，在没有工作的前提下天天呼唤自由民主也不现实。他们非常关心，也希望参与，有一少部分希望做一点事，但更多的是希望解决自己就业和职业问题，之后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情。整个来看是蛮好的。 谈政商关系：公权力大规模介入经济领域，使得企业难做 　　企业家群体是另外一种情况，基本觉得国内生意没法做了。虽然被骂官商结合，但官员吃相太难看了，想结合也没那么容易。如果有可能就躲出来，移民或者把财产挪出来，至少让孩子在外面学习，如果业务能在国外落地，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给我这样的感觉会多一点。 　　主持人：我特别关心的是在美国的企业家群体。从媒体上也能看到不少企业家的言论。比如去年11月份在腾讯思享沙龙上请到了首创的刘晓光先生，他讲到这几年来企业自主权全面倒退；前不久的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说到国进民退是最大的倒退；您怎么看他们说到的现象？ 　　王功权：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媒体和社会给企业家高度关注，企业家的做法、观点在社会上往往产生很大影响，有时会当成风向标的东西。但在中国体制下，民营企业群体是弱势群体。我说“弱势群体”不是指他手头钱少，而是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全国转向经济发展为核心，可政府却没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给社会更大的空间。改革以来的前十几年比较好，政府立法，倡导给民间空间。后来渐渐变了，特别是政府的层层官员随着长期抓经济工作后，对商业越来越熟悉。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怎么做官、怎么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不清楚，但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企业，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强的群体，官员都往商业上花功夫，由此导致公共权力大规模进入到经济领域。比如去盖楼、办厂，这个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改善财政、带动地方经济，他们觉得这个事挺好。就像当年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现在怎么讲，也完成不了这个转型。坚信发展是硬道理，我呼吁必须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发展是硬道理，但并不是政府用权力直接推动经济。由于政府做这样的事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所以企业越来越难做。我说说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是这个意思。  　　最近关于税务问题，政府出台一个税工商界马上就知道利弊如何，但没有办法，既不能够有效的发声，更不敢联合。平时没有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跟官员的关系、跟权力的关系，尽可能做到不受伤，做一个事不至于给我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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