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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http://www.CRNTT.com   2013-08-11 09:29:27

再进一步说，种族和阶级虽是不同的概念，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却都有相通之处。比如说，为纳粹所推崇的血统论在文革初期的中国也曾猖獗一时：一九六六年夏天广为流传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明确地显示了早期红卫兵（俗称“老兵”）作为“自来红”的优越感以及他们对那些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的蔑视。出身“红五类”的不仅不许那些异类加入红卫兵组织，而且称他们为“狗崽子”，甚至对他们抡起了带铜头的军用武装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大兴、昌平惨案和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湖南道县惨案中，数以万计无辜的人仅仅因为“成份不好”而被杀害；在道县，有上百户人家被满门抄斩，连老人和婴儿都没有放过，只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着“黑五类”的血。尽管官方在媒体上从未公开支持过这幅对联，而只是为当时热衷于将对联意识付诸实践的“革命小将”叫好，但其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及其具体实施（比如，家庭出身要查三代，一般只有所谓“根红苗正”者可进入要害部门工作，而且如果他们想和“黑五类”结婚，党组织都要出面“做工作”干涉的）恰恰就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统意识的渊源所在。 　 　　其实，纳粹思想意识形态并非只讲种族、血统而不讲阶级。“纳粹”本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缩写，这一政党的纲领包括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犹太人则被看作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劣根性”具有种族和阶级双重属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的种族理论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其阶级理论却被淡化，甚至遮蔽了。为什么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之，无论是种族主义、血统论，还是阶级斗争学说，其要害说到底都在于否认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同这一价值底线，否认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将共同体的人强行割裂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他们的文件和社论中常用的说法），不可共存的敌我两类。一旦当政者将这类意识形态纳入政策轨道，付诸实践，便会导致国家犯罪，造成像纳粹德国和中国文革时期那样惨烈的大迫害。 　　三.记忆与反思 　　  　　灾难如此相似。那么，灾难之后德国和中国民族反思过程是否也应该有相近之处，可以相互映照呢？ 　　　  　　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罪行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监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为什么在一九三三年以后的十二年里，德意志民族会落入纳粹政治的陷阱，多数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那场空前的人性灾难，这个问题却是要每一个德国人自己回答的问题。 　 　　在战后十几二十年中，沉默、否认、推卸罪责、以及有意无意地夸张战时德国人对纳粹政治的抵制，这在德国民众中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战后的联邦德国恢复了民主宪政，有了自由言论的空间，还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去纳粹化”的进程中能够畅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复兴德国古典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问题。就拿卡尔.雅斯贝尔斯来说吧，这位被阿伦特称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学背景的哲学家在战后发表了《德国罪感问题》、《哲学回忆录》等一系列著作，从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普世主义的角度深刻检讨纳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罪感问题。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反思极权政治的迫切性，同时又看到，对卷入纳粹政治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反思是很艰难的。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学（包括教职人员的“去纳粹化”）、培养新一代的国民与清算极权的影响、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雅斯贝尔斯，在发表《德国罪感问题》的同一年，又写了《大学的理念》一书，阐述他对大学目的与责任的看法。尽管德国人对纳粹时代的反思起步艰难，但由于有民主体制对言论的保护，像雅斯贝尔斯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正义的声音不仅使人们不能轻易忘记过去，而且促使德国政府和社会在战后的新一代趋于成熟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终于能够直面历史，对纳粹极权的罪恶作出真诚的悔悟和谴责。一九七九年关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纪实系列片《大屠杀》问世，并引起强烈反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文革时期中国对人性的摧残与纳粹德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文革后中国社会对极权时代人性灾难的反思与战后德国相比，不仅有很大差距，而且近年来竟呈倒退趋势，甚至有集体失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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