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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http://www.CRNTT.com   2013-08-11 09:29:27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开始动手清除中央内部的文革派，尤其是最忠实于毛泽东文革思想体系、在全国早已臭名昭着的“四人帮”。十年灾难就此结束，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以后的几年中，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 耀 邦以现实主义、经验主义挑战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和类似原教旨主义的“两个凡是”方针，并为在文革中以至于文革前受迫害的大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恢复名誉。同时，官方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自民间的“伤痕文学”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予以宽容。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条件来看，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反思文革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由于党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不允许国家有健全的民主体制及随之而来的言论自由，对文革的批评只能在官方控制之下进行。从党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作为一场延续了十年的浩劫，文革必须否定，否则党的领导将失去合法性；但深入反思、彻底清算文革的问题又将有损党的威信，甚至对党的统治的合法性造成严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正式否定文革的结论“宜粗不宜细”，毛泽东思想被称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却不能包括毛泽东本人最看重的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类似的矛盾之处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件（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党对权力的忧虑，即便在政治气候相对温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还是会有不断的“春寒”，对文革的批评稍严厉一点（如仍属“伤痕文学”的电影《苦恋》），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帽子受到批判。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宣告了政治解冻的结束，从此文革研究在大陆也就成了禁区，观点尖锐的研究著作和详实的文献资料只能在香港或国外发表。与此同时，政府鼓励人们“向前/钱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无疑是对文革的反动，但在政治上则难免犬儒主义之嫌，使人不再向后看；也就是说，不再反思文革，而且最好把它淡忘。 这种政策的实施应当说非常成功，因为它很快就造成了历史遗忘的局面，如今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那段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这种情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如季羡林先生在《牛棚雑忆》中所说，在文史哲传统最为深厚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听他谈起文革，就已经觉得那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就像天方夜谭。随着忘却而来的是扭曲的记忆：如今很多人把文革想象成一个打击贪官污吏、群众扬眉吐气的时代，一个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平等、人人生活有保障的时代。与此同时，多半由于受到西方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情结的影响，知识界、学术界也有人宁肯无视本土的现实，扭曲事实真相，为文革辩护，说什么八十年代出现的像“伤痕文学”那样对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之类的“精英”阶层对文革的控诉，广大工农群众并不认同，因为像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教育改革之类的文革新生事物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很多好处……  　　且不说这一说法对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记忆尚存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荒谬，就算这个说法成立，难道许许多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不足以证明文革的罪恶吗？而且，坚持这种说法的人遮蔽了一个广为人知、却很少有人提起的事实：受迫害最深、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命运最惨的社会群体并非干部或知识阶层，而是农村中那些“成份”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这些自土改以来最无助、最可怜、处于社会最底层、在文革中由于血统论影响连婚配都很困难的人，至今处于失语状态。 　　我愿意相信，民间出现的所谓文革怀旧，实际上是人们对当前官僚贪污腐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现象强烈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真的怀念文革，真要回到文革时代。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成百万冤屈的亡灵、成千万受到永久伤害的心灵呢（据官方统计，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及其亲属竟达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我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从而显示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像当年鲁迅笔下那些围观砍头“壮举”的看客那样麻木不仁呢（且不说这一次我们所要面对的事实是：我们自己曾经参与到那“壮举”之中，而不仅仅是“看客”）？ 　  　　为了挽救文革记忆，为了反省那个狂暴、残酷的时代，以使其永远成为历史，也有不少知识人一直凭着良知、顶着各种压力、执着地工作着，比如《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教授。王友琴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走访上千人，记下六百六十四位死难者的故事，编成一部珍贵的文革口述史，此书由余英时、麦克法夸尔、苏晓康三位作者作序，于二零零四年在香港出版。应当说，这个巨大的工程是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开始的：那天，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的王友琴目睹了这所全国最著名的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侮辱、毒打副校长卞仲耘老师的悲惨场景，卞仲耘在当天被活活打死。十三天以后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竟是一个来自此校的红卫兵！毛泽东觉得她的名字“彬彬”太文雅，便说：“要武嘛”。瞬时间，红色暴力席卷全国，无数教育工作者被学生揪斗，惨遭虐待，许多人或被折磨致死，或不堪凌辱残害之苦而自尽。这在以教育至上、尊师如父母而着称于世的数千年中华文明中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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