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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http://www.CRNTT.com   2013-09-04 14:36:15  


 
  杜维明: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启蒙老师,叫周文杰。他现在已经80多了,身体不好,认不得人了。当年他教我《四书》,学生就四五个人,跟私塾似的。他讲《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不懂;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也不懂,但觉得好像很深刻,高不可攀,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就觉得很有道理。下面再讲修身要诚意,我直觉到这是我要的。就这样,我对儒家就有感觉了,而且一直就没有变过。后来,周老师就介绍我去见他的老师牟宗三,我就在暑假去听牟先生的课。

  当时,牟先生不能进台大,因为台大哲学系都是五四以后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舞台,以殷海光为主,牟先生虽然是北大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但他讲儒家,台大绝对不能让他进去。我听他课的时候他在师范大学中文系,所以到现在,在台湾从事儒家哲学研究而极有成就的一大批人是中文系出来的。后来,他到了一个刚刚成立的很小的大学,叫东海大学,他到那里是受徐复观先生的邀请,徐先生在那里做系主任。

  他在师范大学讲哲学,大约只有十几个学生。他讲课逻辑性非常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很精彩,学生问的问题非常尖锐,甚至很不礼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锋。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学问,都是对话、讨论、辩论。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唐君毅先生来了,大家一起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论学。那时候唐先生在年轻人里面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书,都是哲学意味很强的,但是又很有感情。他说,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我们需要灵根再植。他还说,中国文化、儒家精神就是他的根,只要每个人从心灵上面认可儒家、研究儒家,中国文化就不会死。他气魄很大。东海大学1957年建立,那时我17岁,我就决定要考东海大学,后来就跟了牟先生。牟先生他们那时候都是四十几岁的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非常了不得。我们大三的时候,八九个同学庆祝他50岁生日。

  CE:不过后来你对牟先生的一些提法也并不是很认可,比如说从儒家传统开出民主、科学的学术路向,比如他有名的“良知坎陷”说。整体上来讲,现在你如何评价包括牟先生在内的台湾新儒家?

  杜维明:很多人说我现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认为应该把我定义成新儒家,原因很简单,儒家虽然也有开陈出新、温故知新的观念,但儒家对“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西化大潮来了以后,中国人都提倡新,一谈到旧好像就是反动的。但以前朱熹与人讲的都是“共商旧学”,对“旧”字抱持非常庄严的态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是骂“今”的,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

  “新儒家”这个词其实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1987年,中国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笔钱组织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国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牵头。方克立做了一个决定:18个院校,47个教授,大家都来研究新儒家。他们经过讨论,确定了10个新儒家代表人物,这10个人是两代人:一代是从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为主的5个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这几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见过。然后他们又选了5位是1949年以后的人。那时候大陆当然就没有儒家了,所以选的全是到台湾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

  新儒家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三代两传,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有连贯性,这就成为了传统。当代儒学的复兴为什么力量比较大呢?因为这三代人存在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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