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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与中国城镇化进程之比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制度的分离和地理的分离:移动农民工体制的双重分离 

  沈原: 我有几句话要说,来这里主要是:第一,秦辉是大明星;第二是刘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教授们提出这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改革建议,不可小觑。

  看《南非的启示》特别看重后半部分,即启示的部分。我长期做农民工研究,觉得秦辉老师讲的流动工人这一块对我特别有启发,所以我说三点:

  第一,刚才华生提出比较的问题,那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的,比较资源当然不一样了;比较人口,我们有十几亿,南非有五千万;比较人民构成,我们以为中国现在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有多独特,其实历史上低人权国家都干过这事,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在秦辉老师写这本书之前,1975年、1976年,美国劳工社会学家专门写了一篇《移民工生态》,他研究的也是南非,并把南非和美国加州农业工对比。今天秦老师从我们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这样的移民工体制至少具有双重特点:造成双重的分离,即制度的分离和地理的分离。制度分离又分成两点:一是劳动力在生产模式上把维持和更新这两部分分开了,给你的钱就是维持的钱,再生产的钱养育子嗣,赡养父母,儿子要上学,老人要医疗,在南非放在黑人家园,在我们这里放在农村。这是一个再生产的模式分离。二是家庭的分离和地理上的分离。秦辉这本书提出特别重要的观点,即以地理上自然条件的分离来掩盖制度安排上的分离,要命的是制度安排上的分离。另一个由此造成的移民工,在南非是黑人矿工,在中国就是农民工,造成他们的双重依赖,他们既依赖留住土地的经济安排,也依赖在农村的经济替代。造成二重分离、双重依赖,最主要的力量是国家,是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基本的一个方向其实就是没有给这些人(中国的农民工和南非的黑人)以基本的民权,特别是社会权。秦辉老师站在劳工社会学角度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将走向一条不归路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农民工生产体制到了危机的时候,到了一个有激烈冲撞的时候,所以秦辉老师提出“南非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怎么讲?有两点:第一点从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来看,发现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短工化,跟他的父母不一样,他的父母出来打工是求一个稳定,在这期间城市对我的侮辱和压迫都不介意,到春节时带着钱回家,给家里盖房,给儿子交学费,给父母交医药费。现在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一样,我们今年做了两千份抽样调查,发现他们就业出现了“短工化”的趋势,最长的是6—8个月,一定要换工,在现行体制下不像其父母那样一忍就忍11个月、12个月。二是组织化,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更看重组织,组织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非正式的,通过非正式关系组织起来;一种是公民社会,公民组织,很多公民组织都建立在工厂委员会;一种是他们特别看重企业工会,中国的企业工会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当年建企业工会是美国工人自主的工会,我们现在的企业工会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特别希望在工厂当中有一个制度安排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而他们认为现有的工会基层安排、基层组织还在过程中。三是抗争性质发生变化。他们父辈抗争是现行抗争,即工资不给我就抗争,年底之所以有很多农民工讨薪是因为你不给我工资。新生代农民,从2010年5月以后越来越看到工厂的利润年年增长,而我的工资却不增长,一旦提出这种要求,工人抗争就走上不归路,以前的个案可以解决,总理出面就能解决。现在解决不了,农民工这三种不同的趋势,与中国农民工生产体制、秦辉老师笔下南非工人体制发生冲突。

  我现在说的新生代农民工又是一个复杂问题,从生理上断定是80后、90后,但农民工绝对不是一个生理概念,而是社会政治概念,什么意思?他们和农村关系不一样,很多人是在城市生长的,不会干农活,到现在为止他们是无地农民工,不再分给他们田地。第二是和城市的关系不一样,他们不把自己定位为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认为这就是我的发展空间。第三和国家关系也不一样,他们有很多公民权要求。所以我说新生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2010年5月富士康的13跳和广州新生代农民工罢工。仔细看前前后后,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已经起来,他们不满意现在农民工的生产体制,于是产生了紧迫性。所以秦辉老师觉得第一个紧迫性在这儿。

  第二个紧迫性据说是三中全会要做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什么意义,对于家庭有什么意义,即经济替代没有了怎么安排?我觉得秦老师的书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讲南非、讲更遥远的黑人国度,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来参加这个会,希望透过秦老师启发我们去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最后,假如秦老师能进一步努力,虽然您不是研究南非的专家,但可以从一个角度去做,即他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曼德拉上台了,把问题解决了,不再有种族隔离制度,也不再有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移民工问题,他们解决得怎么样,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启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总的来说,这件事非常急迫、紧迫,需要学术界对相关经验进行研究,需要我们对很多现实进行调查,需要我们该说话时要说话。我的汇报完了,下面有请荣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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