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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垚谈卞仲耘之死:我没有忘记历史 | |
http://www.CRNTT.com 2014-03-15 11:11:49 |
榄杆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那一天,这条街上一个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伤了殴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红卫兵,当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阶级报复”,引发了大规模的杀人行为。红卫兵称之为“榄杆市前洒碧血”。 1990年代,印红标访问了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当年被砍伤的女红卫兵,以及把她送往医院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仅仅承认有此事。“我们只是拿棍子捅捅他们……”因为她被砍伤,那一条街的“黑五类”基本都被杀光。这一辈子,她内心的黑暗与负担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加深一步。”印红标分析:那天晚间,卞仲耘被送到医院急救,医院一看是“黑帮”,迟迟不予抢救。如果抢救及时,或许还有希望。这样的“如果”很多:如果刘进、宋彬彬能坚决制止揪斗时的殴打,如果工作组6月份召开批斗会时能控制好场面,不出现“偏差”;如果……“她都不会死”。 “批斗会跟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实际可以追溯到民间的宗族私刑。”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女们的暴力基因,与她们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关系。 到1960年代中期,从学校教育,到社会风气,提倡的都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 甚至被殴打、被侮辱、被杀死的教育工作者们,本身也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对学生们使用的称呼是“你们是直接接班人”。在罗治1966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她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 像罗治的笔记这样,保存几十年的历史档案是极少数,大部分记忆都埋藏在当事者的大脑中,被逐渐淡忘。何况很多人的记忆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 一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年是最积极批斗王本中的学生。她在窝头里掺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给他吃。几十年后,她说自己“完全记不起那些事了”。 结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制造着社会撕裂。哪怕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一部分校友主张“‘文革’都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杨团一律与之划清界限,敬而远之。为卞仲耘铜像募捐时,她连找了七八个同一年级的校友,没有一个捐款。 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师刘秀莹参加过北京市委组织的命案调查,调查到一多半,忽然“上头”来了命令,让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从案卷中看到一个细节: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调查组给了她的女儿一份案卷。女儿却把案卷烧了。因为她还有一个弟弟已经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惨不忍睹的记载,去为母亲复仇。那样,难免负起刑事责任。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样,“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在采访的最后,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老人反应极快,一字一句:“我,没有忘记历史。” 作者:冯翔 2014-03-15 0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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