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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我始终沉迷于17世纪的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14-04-07 10:21:14  


 
  “讲故事”的人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所谓“事实”的“虚构性”,“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决定的。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甚至直言:当代史学所关心的幷不是“说明”而是“解释”,即企图重建作为它的文本的各种社会表现意义。

  事实上,“历史真相”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一直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在史景迁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景迁的博士生郑培凯在评价自己的导师时说:“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但长久以来,史景迁“说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让其作品畅销的同时,也伴随不少争议。譬如,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参考的资料包括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写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甚至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他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幷死去的故事,试图呈现出十七世纪中国郯城的全貌。

  史景迁的行文非常具有代入感,但也令一些历史读者对他充满细节描写的句子颇为不适。在《王氏之死》中他写道:“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在《中国皇帝》一书的开头,史景迁甚至这样写道:“在遥远的北部荒疆,生活着一群野鹅,这群小有名气的野鹅,在严冬来临中国之前,飞离北疆而抵达中国。边境上的卫士常以它们作为严寒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们蓄养在畅春苑的水边,它们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或许是最独特的一本帝王传记。历史学家许倬云曾形容史景迁:给他一本电话簿,他能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还有传言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十年前,在与汉学家卢汉超的对谈中,史景迁这样为自己“辩护”:“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和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如果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在他看来,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已接近说故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史景迁说:“我的书幷不是没有分析和论证,而是不把观点强加给读者。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故事,更好地进入历史,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对读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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