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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史景迁对每一部作品都希望有所突破，因为每一部的题材、环境、人物都在变。他用第一人称为康熙描摹自画像，用日记体写胡若望的遭遇，用图片形式讲述由晚清到1990年代的“中国世纪”……他的注脚别开生面，绝少有理论、术语出现，更像是支持文学叙述的相关史实的展示。 　　我并不想提出某些哲学的观点或立场，或对文章的风格提出形而上的见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史学并不是要让人费解。我总是尽可能用英文写作，这是我的母语。但在我看来，这些史料从中文翻译过来时，既可以保留分析性文字，又能将英文和中文的风格统一起来，从而使作品的文字比较优雅，这是我创作的一贯追求。这样的话，读者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作品中的信息，同时拥有一种美学的体验。 　　曾有学者说，史景迁书写历史的魅力就在于他掌握到读者面对历史时的微妙心境——历史不是那么冰冷遥远，而是可供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这或许颠倒了因果：正因为历史在史景迁那里本就不是一团冰冷的学问，而是文化、文学、个人情感与想象的综合体，所以，他那样讲故事，令读者产生同样的反应。 　　郑培凯说，所谓讲故事，从《荷马史诗》、《圣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人类就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所谓史家，究其考据辞章，也都是在做重新整理知识、重新建构故事的工作；与史景迁中文名密切相关的史家司马迁，一生所事，不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在根本上，史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眼光书写着历史。所以在西方，学生们总被告知，历史就像彩虹，是有许多种光谱组成的。 　　“这也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史景迁说。 　　他谈到黄仁宇—— 　　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发现彼此意气相投。我觉得他的写法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在《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多点透视的方式，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以国家的视野，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我对此十分感兴趣。而我通常是以某个具体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来搭建精密的线索，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 　　当史景迁出现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过量的学生不得不被引进另一个分会场观看录像直播。台下，复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与本刊记者聊起当年阅读远东版史氏作品的感受：“他可以那样结构、排布、设置悬念，吸引你读下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虽然学界对他仍有争议，但我相信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品应该是这样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用将近一周时间细读了尚未译介引进的画册《中国世纪》，难以放下。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在1990年代中期通过各种渠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250多张罕见的历史照片：晚清时以辫尾为规在黑板上画圆的算学先生；三寸金莲的真容；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旧城楼；中国第一位在好莱坞从影的明星黄柳霜；内战时车轮下的死尸与死马，有幸得到医治的伤员绝望的眼神；民国妓女们的茶歇；天灾、逃难、外交、宗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还有那些改写过历史的大人物们……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神情，这与史景迁一贯的眼光和美学相符；他的评述也同样精准而令人深思。 　　1996年兰登书屋刚刚出版此画册时，闻一多的孙子闻丹青在伦敦书店看到，激动地打电话回国告知友人。本次为《南方人物周刊》摄影的雍和先生，当年为画册贡献了6张照片。 　　事实上，在史景迁此次来大陆的主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译史氏系列作品之外，他对当代中国的关切和把握，散落在正待引进的著作里，散落在不同时期的访谈里，散落在他为《纽约时报书评》所撰写的每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里。譬如，他为基辛格《论中国》所写的书评和对钱钟书的《围城》、莫言的《生死疲劳》的评论，以及为杨绛英文版《干校六记》所作的序言。 　　在论《生死疲劳》的结尾处，他写道：“书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史景迁对中国当代文学接触不多，只读译成英文的。当记者报出他曾经引用过的两位当代作家的名字，他表现出茫然——如同我们时常引用也未必读过一样。他倒是提到，中国的古典小说和戏剧，如《牡丹亭》、《金瓶梅》、《红楼梦》如今越来越能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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