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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的文化失忆症 | |
http://www.CRNTT.com 2014-06-13 12:18:40 |
无法忘却的记忆 根据影片中的说法,冯婉瑜患上的是心因性失忆症,由于遭受某种刺激而丧失记忆。而冯婉瑜与其说完全失去记忆,不如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记忆。相比她无法辨识已经归来的陆焉识,却对女儿仇恨父亲、给陆焉识说情而遭受方师傅毒打等情景铭刻在心,也就是说,虽然“文革”早已结束,但冯婉瑜依然生活在陆焉识被迫害和仇恨的历史记忆中。在这个意义上,冯婉瑜失忆恰好不是因为遗忘、健忘,而是有一些无法忘却的记忆让她难以释怀。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冯婉瑜来说,就是右派陆焉识的受难史,这种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的历史,正是80年代以来叙述和反思那个时代的典型故事。 90年代之初,第五代“三剑客”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分别拍摄了一部以现当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影片《霸王别姬》、《蓝风筝》和《活着》,这些由香港或海外资金联合制作的影片在1993年、1994年的戛纳、东京等电影节上都拿到国际大奖。其中建国后那个时代是这些电影最为重要的历史段落,而对于这个时代的叙述无一例外都是右派、好人、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的历史。剧中人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小人物,就是被动的受害者,面对20世纪不同时期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呈现在影片中更像是一幕幕闹剧),历经磨难的人们把“活着”作为最大的正义。这已经成为主流文化想象那个时代的基本“常识”,因此,不管是小说《陆犯焉识》,还是电影《归来》,无需铺垫,也无需解释,陈道明扮演的“陆犯”肯定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受难英雄,天然具有道德正义性。这种对于那个时代的叙述在揭开历史的旧伤疤的同时,是为了凝聚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共识,以至于形成一种新的“忆苦思甜”。 这种“忆苦思甜”在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们对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危机“视而不见”,这也正是9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思痛录》、《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等右派畅销书的文化心理基础。不论社会转型的阵痛有多大,走出旧体制的噩梦才是“人间正道”。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文化记忆又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种与苦难历史和解的文化想象。2007年,冯小刚拍摄的电影 《集结号》讲述了给历史中遭受委屈的英雄恢复名誉的故事,曾经被遗忘的牺牲者总会得到补偿,或借影片海报中的话“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2010年,同样是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则把“震后”30年的历史处理为对1976年地震所造成的家庭破碎、母女心结的治愈,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刻重逢。这些电影一方面暴露历史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呈现弥合创伤的过程。 与这种对历史创伤的文化治愈相似但略有不同的是,张艺谋从《山楂树之恋》(2010年)开始采取一种新的重述历史或拯救历史的方式。这部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山楂树之恋》把继承革命意志的小说重写为一曲最乾净、最纯洁的青春恋曲,正如片中的女中学生下乡体验生活、编写新教材,她与老三的爱情取代了山楂树所象征的革命历史中的牺牲与血污。这种无法被遗忘的旷世之恋有效地把曾经异质性的、病态的“文革”时代纯洁化,变成与当下时代没有本质差异的空间。同样的爱情逻辑在《归来》中也成为重要的情感支撑。从冯婉瑜对陆焉识的信言听计从,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每月5日去车站接陆焉识,这种张艺谋电影中特有的“一根筋”背后是冯婉瑜对陆焉识如此深厚的爱,而陆焉识冒死偷跑回来最大的动因也是为了看冯婉瑜一眼。这部用4K数字高清摄影机拍摄的影片,擅长捕捉相濡以沫的细腻情感,不管历史发生何种转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两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守候。 这种纯洁的至爱成为跨越“文革”时代与新时期等不同时代的文化策略。值得追问的是,这种痛彻肺腑的爱为何最终无法化解冯婉瑜内心的郁结呢?这恐怕与去历史化的历史书写建立在对历史的刻意拒绝和规避上有关,使得这部看似涉及“历史”的电影却像患上了一种文化失忆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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