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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突围:沈从文的后半生 | |
http://www.CRNTT.com 2014-07-24 07:53:26 |
四,无时无刻不着急手里的活儿 搜狐文化:在一般人印象中,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苦难知识分子形象,你笔下的沈从文,在险恶环境中“做着自由的体操”,无时无刻不着急着手里的活儿。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沈从文? 张新颖:我们在理解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和时代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实慢慢形成了一个阐释的模式——政治或者时代的强大压力,摧毁了一代或者几代人。这个阐释模式大体上来说是对的,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里面有一些个体特别不一样。大部分人顺从了时代的压力,或者说不得不屈服于时代的压力,所以当极少数人在时代的压力下做出事情就特别了不起,这个了不起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了不起,而是说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值得活下去。 如果人这个物种被政治、时代力量一摧残,就全部都摧毁了,那就证明人这个物种有问题,毁掉也就毁了。所以正是有那种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个,在其他领域也有)的坚持,才证明我们人这个种类还有一点点可以值得珍惜,还有可以活下去的价值,否则这个物种就没有价值了。 搜狐文化:你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时代”“政治”的外力对个体命运的强力式作用,而是沿着个体生命内在的运作去阐述一种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这样一种阐释,会不会稀释当下反思文革对个体的戕害这一未完成的历史话题? 张新颖:张新颖: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我写沈从文在时代的压力下“活过来了”,这样说好像会让人以为是说人没有被残酷的时代摧毁,人没有被摧毁,能不能反过来说“文革”这种严酷的时代,带给人的压力不够大,从而稀释了当下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明确地说,不是的。“文革”确实是摧毁性的,从整体上来说是摧残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包括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的那种血腥,那种暴力,用任何极端的词汇来说,我都觉得不过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有极个别的人从摧毁里面活过来。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就证明人这个物种的能力不行。 你刚才提的问题里面特别好,你注意到了沈从文的“着急”,我在写1948年的时候,就说到他一说到文物就很着急。他这个很着急的心态持续了他的后半生,一直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是很着急,中间碰到事情也是很着急,很着急要做那些事。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为什么很着急?因为他有要做的事儿,要做的事儿是他自己要做的事儿,而不是别人或者外面世界安排给他。我们为什么会跟着潮流跑?因为我们没有“自己要做的事”。 搜狐文化:一种生命的自主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张新颖:对。 搜狐文化:对于一个不是特别了解沈从文的人,读了这本书,可能会感叹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每当外力逼得无路可走了,他自己又能发现另一条生命之路。这样一个沈从文让人感觉非常可爱,又很了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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