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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交往录

http://www.CRNTT.com   2014-08-14 14:08:40

1974年冬，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沈从文和丁玲 　　沈从文跟丁玲的分歧，其实从1930年代到1949年之前，已经走得越来越开了。丁玲是一个新政权的文艺代表，不知道有没有拉一把沈从文的想法，即使丁玲想拉一把，那个拉的方向也不一定是沈从文想要的。 　　1980年3月，《诗刊》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对沈从文近50年前写作的《记丁玲》提出极其严厉的指责：“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丁玲铿锵有力的话语，简捷清晰地划分出一条鸿沟似的界限。不过，真实的情形是，双方不仅曾经是共创文学事业的亲密朋友，而且在“革命者”遭遇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的恰恰是“道不同”却信守正义、抗议暴政的朋友。 　　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试图营救；胡也频被杀害后，他冒险护送丁玲母子从上海回常德，又写《记胡也频》，叙述朋友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和“他的精神雄强处”。 　　两年之后，丁玲被秘密逮捕，沈从文接连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严词谴责政府当局；同时尽一己之力，各方求助；1935年，当北平报纸上刊登“丁玲办清自首手续”等传闻时，沈从文又立即撰文《“消息”》，谴责记者“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维护丁玲的声誉。 　　晚年的沈从文对自己类似于“出土文物”般受到的关注总是忧虑重重，担心招致意外的灾祸，他的担忧甚至于给人以过分小心的印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绝没有想到，过去的朋友会有如此的一击。 　　沈从文没有公开回应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激愤长久无法消除。私下里提起此事，他难以抑制受伤后的情绪。 　　丁玲写文章时，未尝没有想到过，这对沈从文会“是一个打击”。她眼里的沈从文，“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他的服饰研究被人逐渐认识，是“有了点买卖”；批评他的书，她还是很克制的。 　　《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作者李辉认为：从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来看，沈从文的问题在于“以市侩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频所热爱的左翼文艺事业”。这就是说，沈从文真实描写了他们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观点她不能赞同。除此之外，沈从文并没有写能够构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 　　李辉揣测，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到了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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