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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父亲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http://www.CRNTT.com   2014-09-13 12:11:31

康香阁：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完全向苏联一边倒，苏联的一切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留在国外有机会上莫斯科大学，这在许多人看来，既是组织上的信任，更是难得的机会，您为什么选择了放弃？ 　　乐黛云：在当时，我自己也说是不清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恐惧和疏离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己也不觉察，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 　　康香阁：当时您已经和汤先生恋爱了，汤先生非常担心您不回来。您选择返回北大是否和汤先生也有关系？ 　　乐黛云：当然有关系，这在心理上有很大的潜在的影响。 　　康香阁：我读过季羡林先生为您的《透过历史的烟尘》一书写的序言，其中写道：“黛云的前半生，历遭磨难，透过历史的烟尘，她看到过极其令人愤懑的的东西。正当别人昼思梦想使自己在国外的居留证变成绿色，对于这些人来说，太平洋彼岸就好像佛经中描述的宝渚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开满了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乐园，天上福地。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对于黛云和一介来说，垂首可得。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了中国。”季先生的这段话写得很深重，他说您们“历遭磨难”，“仍然选择了中国”，“选择了北大”。我觉得这是您对北大的第三次选择，这次选择从美国返回北大，思想上是否犹豫过? 　　乐黛云：《透过历史的烟尘》是我的一部散文集，其中写到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北大经受的历练。 　　康香阁：我没有买到这部 1997 年出版的著作，您在这部书中叙述的情形，可以讲一点吗？ 　　乐黛云：可以，1957 年，我担任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满怀激情地想干一番事业。当时的文科刊物非常少，而这些刊物又只发表名人的文章。我们教研室几个青年教师一商量，就想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刊物，专门发表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刊名暂定为《当代英雄》。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在经费方面，我们打算自凑一些，向教授们募捐一些。当我兴高采烈来到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家，向他汇报办刊筹备情况并向他募捐时，王先生警告我们立即停办。王先生是位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那时，已是 1957 年 5 月，他已经敏锐地感知到政治风向的变化。我们按他的要求停了下来，但为时已晚。 　　1957 年 6 月反右开始，1958 年 2 月，我们教研室10 个人，有 8 个人就为此事都成了右派。我是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 16 元生活费，下乡劳改。当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刚满月，一划右派就要马上下乡去接受监督劳动。我的公公汤（用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人。这次为了刚出生的长房长孙，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需要喂奶，为了下一代，母亲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 1927 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 8 个月。刚满 8个月的那一天，通知下来，让我立即下乡。我来不及同正在乡下搞“三面红旗”的丈夫告别，第二天就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去了。 　　我劳动改造的地方在北京远郊门头沟区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还放过猪。我尽全力工作，但由于我不“认罪”，因此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回家探亲，虽然我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儿子！ 　　在“劳动改造”期间，我的丈夫给我写信，每次都是写“乐黛云同志”收，他坚信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右派。后来人家告状，说他和我划不清界限，他因此被狠狠批评一顿，还被给了一个警告处分。但他写信还是继续写“乐黛云同志”收。那时候，一个家庭出现右派，常会给全家带来灾难，以至妻离子散。我们靠彼此的坚定信念渡过了难关。 　　1962 年底，我奉命返回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资料员。不到一年，又让我给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课。如此政治性很强的课程，怎么让我一个“摘帽右派”去承担呢？大概就因为这个课没有人教过，容易犯错罢。我非常小心，深知会动辄得咎。果然，1964 年夏，学生们暑假后从乡下回来，我给的作文题目是：就自己的耳闻目睹发一些议论。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颂德，唯独班上的共青团书记，写的却是家乡大跃进和共产风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并从理论上讨论了杜绝这种危害的可能性。文章写得文情并茂，入情入理，而且与我在农村的经历完全相合。我当然给了高分，并让他在全班朗读，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不久，全国大反右倾翻案风开始，我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为煽动学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头号“典型”。我再度被逐出讲台，并被“监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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