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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懂得”那个时代的人走了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
人要敬畏某种有宗教性的超越力量 王:那么您刚才说,您认为儒学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性或者说有强烈的超越观念,并不是坏事,您的看法是? 汤: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是超越性的。为什么要对“天命”有所敬畏呢?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看成无所不能的,要承认人是有其局限性的,所以要敬畏某种有宗教性的超越力量。这样可以使人谦虚一些。超越性的“天”可以起惩恶扬善的作用。我常想,西方社会固然问题很多,但他们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为什么?他们主要靠两条,一是法治,一是宗教。因为“宗教”与社会道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是把真正意义的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的。 人类各种文明必须共存、互补 王:您在评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时,曾反驳亨氏论点,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对抗。911发生后,全球各处冲突不断,许多人认为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您的看法呢? 汤:我刚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谈的。我是想,它(人类各种文明)必须共存。世界上现在主要是4种文明:东亚、南亚、中东、欧美文明,这四种文明都有非常长的历史,而且覆盖面都有10亿以上的人口,你怎么能不共存呢?从历史上讲,有那么长的历史,你怎么消灭它?从它有10亿以上的人口,你怎么去消灭?不管美国怎么称霸,它没法消灭伊斯兰文明啊。特别是二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民族复兴,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建立自己的文明,区别于别国的文明。比如马来西亚建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定马来语为国语,其他语言不能是国语;以色列也是一样,希伯莱语本已经不是一种通用语言,但它复国以后,把希伯莱语定为通用语言。语言和宗教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不可能建立一个东方中心论,只能共存。 亨廷顿的思想是有所发展的。他后来写了一本《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观点有所改变。他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两大问题非常难解决:一大问题是原来的少数民族越来越膨胀,特别是黑人和墨西哥人;第二大问题,就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独立的国家都在学习西方的工业化,但却不要西方的价值观,他说这是不对的。他的希望是:不仅你要接受西方的工业化,也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这是做不到的,伊斯兰教怎么能全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呢?中国也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全部价值观。所以前途只能是共存、互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你必须互相吸收,假如西方的民主好,我就吸收民主这一部分,伊拉克、阿富汗都是这样,但是它的基本信仰不可能被改变。 父亲曾让我读《哀江南赋》 王:您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钱穆先生曾赞他为“纯儒之典型”。他对您有哪些影响,比如在治学方面、做人方面? 汤:我父亲他从来不给我讲大道理,他生平只给我写过三封信,他觉得用不着多说,也不怎么管我,无论生活、学习都不管。只在我的中学时期吧,他见我爱读诗词,有一次从《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找出他常读的《哀江南赋》给我读,这是他唯一一次单独叫我读的东西 。《哀江南赋》是南朝庾信写的,讲的是丧国之痛。还有《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也是父亲常吟诵的。那时是抗战时期,也正值国难,我父亲常吟诵这两首,表现了他的伤时忧国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之深。而我父亲又深受我祖父的影响。我祖父中过进士,做过京官,虽不是什么大官,但他有两句话,叫做“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立身行己之大要”。“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你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就是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 王:这两句话里是不是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 汤:对,有这个意思。 王:汤用彤先生又是著名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传世之作。据知,用“魏晋玄学”概括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潮特点,他是第一人,当年他为纪念自己在北大开讲“魏晋玄学”课,将小儿子,也就是您的弟弟命名为“一玄”。这样看来,您的大名是不是也有类似来历? 汤:我想他大概是希望我做一个书生吧,中国古话:“一介书生”嘛。我实际也算是做了一个书生吧。(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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