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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李登辉究竟想把台湾推向何种境地

http://www.CRNTT.com   2016-02-20 00:07:07  


 
  全盘西化论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在社会各界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他进一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非常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政策,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1919)。

  以“二元对立”方式思考中、西文化,很快成为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主流。甚至连刚在美国通过博士学位考试的青年胡适也认为: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些“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以及板子夹棍的法院”。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中,胡适更大言不惭地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指责东方文明毫无“精神性”(spirituality)可言,西方的科学成就则是“精神性”的代表。当时胡适赞美西方的科学:“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身体免除不必要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陈独秀和胡适之的论点,代表了五四时期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三种意识型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

  “亚洲式发展”论

  在日据时期之前,台湾原本就是以汉人族群居多数所组成的移民社会。日据时期,日本人在政策上是把台湾人当作殖民地的“次等国民”,而不让台湾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各级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都被遣返回国。1949年,追随国民政府撤守台湾的外省籍菁英,迅速填补了日籍教师所留下的真空。他们也同时带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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