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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英国战略转型对当前国际关系启示

http://www.CRNTT.com   2024-08-31 00:03:02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再次剧烈变动，英美关系在这一波剧变中同样受到了猛烈冲击，失衡问题愈发严重。在美国政府看来，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走向了终结，不仅让英美军事同盟的价值进一步缩水，更让英国长期扮演的美苏之间“调停人”角色的含金量锐减。而此时，由于英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相对萎缩，它更为传统的“欧陆平衡手”能力也未有起色。在后冷战时代，英国再次面临着调整国际角色、寻找新“生态位”的迫切需求。接替撒切尔内阁的梅杰内阁给出的答案便是加力融入欧洲，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共体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英美“特殊关系”对于英国仍然是宝贵的外交资产，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后，英国愈发乐于搭上全球霸权红利的顺风车。因此，后冷战时代的英国国际战略，总体上呈现出美欧并重、彼此制衡的特点。而这也为英国后续的国际角色转型提供了基础。苏东集团彻底瓦解后，欧洲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骤降，发展势头强劲的欧洲，对美战略自主的呼声愈发强化。而既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又是欧盟主要国家之一的英国正是在美欧间居中调解、协调沟通的不二之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枢纽国”地位愈发凸显，从其旧有的以沟通美苏关系为主的枢纽，转变为了以沟通美欧关系为主的枢纽，④这样一个地位超然的“生态位”已经成为了英国的舒适区。后续接替梅杰的布莱尔内阁也继续维持着上述的方针。 　　无论是为了扮演好美欧沟通的枢纽，抑或是为了平衡美英关系，英国都需要大幅加强其在欧盟中的参与度、地位和影响力。布莱尔内阁所选取的突破口是防务，让英国在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进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乃至领导者。这是因为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英国已经无法同法德竞争领导者地位，但其具备超然的核大国身份，常规军事力量在北约和欧盟中亦不容小觑，这使得英国成为欧洲讨论防务议题绕不开的对象。在英国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在英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迅猛发展。 　　在对布莱尔内阁的政策进行深入观察后，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英国积极融入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并希望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但是却并没有摆脱北约的范畴，更没有将英国的安全防务与欧洲绑在一起。这就充分说明了英国的对欧政策变化并不是真正的向着欧洲靠拢，而是布莱尔对于英国国际角色调整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这一手段的目的是提高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这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为了在英美关系中获得更多的砝码和杠杆，以提升英国在英美关系中的话语权。⑤因此，布莱尔向欧洲靠拢的策略，并非代表英国大西洋主义的减退，反而是大西洋主义始终主导英国顶层战略设计的体现。它证明了英国战后历届政府所选择国际战略的内核，那便是以一切砝码平衡英美“特殊关系”，维持英美同盟这一“生命线”。其后的布朗和卡梅伦内阁等，总体上也并未跳出这一思想的巢窠。 　　“9·11”事件和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响，使英国作为“枢纽国家”的角色更加稳固。布什政府绕过联合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欧盟对此存在保留态度。英国政府积极代替美国斡旋欧盟、沟通俄罗斯，调和各方矛盾诉求。也正是由于英国方面的外交努力，欧盟在反恐事务上的态度出现转变，美国得以建立和维系一个广泛的反恐同盟。这正是英国充分运用现实主义外交、利用自身的独特软实力杠杆，再次成功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稳定存续，并在新的“生态位”继续保留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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