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

林贤治：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09-05-11 10:43:33

与其说，他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结论，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批判而主动求助于他者的判断。“知耻近乎勇”。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耻辱”的爱国者，大勇者。 　　《中国人的气质》发表后，在上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界影响甚大。有人称“其言酷而实，其语迫而不可逃”。有留学生说读后形容是“山鸡对镜，自见其形”，虽情有不甘，却不能不愧其言。 　　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新民”运动，明显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发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痛陈国民性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阙。此时，旅日华人及留学生掀起批判国人“奴隶性”，培养“国民性”的国民化运动，“奴隶”、“奴性”之词遂多见于华人报刊。 　　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精神自审的集体行动。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发表一百年间，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国爱国学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鸿铭，末有摩罗。 　　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中唾骂之，又比较各国人的特性，确认中国人为最杰出而完善者。摩罗明确指《气质》为“殖民话语”，不但打倒了一个史密斯，而且接连绊倒了在他看来跟随洋人起哄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们。 　　鲁迅留日时即读过《中国人的气质》，明确表示不尽赞同书中观点，却强调它对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价值，多次建议翻译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个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国人的气质》值得翻译和阅读，认为据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会病一样，东方国家的病症自有东方的特点，并非经西方“妖魔化”而来，而是客观存在。这些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无一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历史上，没有可以与西方先进国家相隔绝而自行进入现代的。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只能在异质文化介入之后方能进行。  　(作者林贤治 著名文化学者)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