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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哪里?——读余秋雨《我等不到了》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10:08:57  


 
“故事新编” 

  对待自己的过去,余秋雨坚持“不认错,不道歉、不反思”的三不原则。在贬损别人的同时,余秋雨一如既往地表扬自己。为此,他甚至对自己的历史故事重新编造。且看其中几例。 

  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上海写作组的关系早已真相大白。对此,人们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余秋雨隔几年就要搅动一下,在新的回忆录中,他不仅对这个陈年老谎冷饭重炒,而且添加了新的佐料: 

  学院里一位姓王的工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叫胡锡涛的青年教师要给《文汇报》社写一篇评论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请我们学院的徐企平老师提供一点资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师一起去,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我等不到了》132页)。 

  因为不能免费,他就向胡锡涛借饭票。 

  “胡锡涛先生还曾经要我为他的评论文章写一个初稿供他参考,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但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来,就被胡锡涛先生‘枪毙’了”(《我等不到了》133页)。 

  一个被饥饿所迫的青年人,为了吃饭,只好出卖自己,批判斯坦尼。他“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你还能批评他什么呢?当然必须有一个假定:你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过余秋雨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 

  还有这段,他说是为了照顾住院的爸爸: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碰巧的是,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我等不到了》156页)。 

  余秋雨出于对工总司的仇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谁知他们更加惶恐,原来联系《朝霞》的一位女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别人谁也不敢去编辑部,怕遇到工总司来动武。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我等不到了》156页) 

  余秋雨显然已经忘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是怎么讲述这个故事的。他说,在《朝霞》的一篇小说被“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后: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永嘉)、王(知常)等人为了尽快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糊弄一下,表示已经没有关系,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借我一生》254页) 

  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样一件事,两次讲述的情节完全不一样。在《借我一生》中,是朱、王很不仗义地欺骗了他,“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事后,他还“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王知常(《借我一生》25页)。在《我等不到了》中,他是“碰巧突然听到”,第一次去写作组上门主动请战,像一条江湖好汉:“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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