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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猝死之谜

http://www.CRNTT.com   2011-06-18 10:51:13

李济为何要唱对台戏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都针对胡适？回答这个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更要研究他一贯的思想。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的古代中国，倘若科学在那里生根那才是怪事。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着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李济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 　　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 　　李济对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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