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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放”与中国的文化崛起

http://www.CRNTT.com   2011-12-27 11:39:29

文化依附于权力难以独立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会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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