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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放”与中国的文化崛起

http://www.CRNTT.com   2011-12-27 11:39:29  


 
利益的腐蚀性更甚权力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

  温家宝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也没有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谁都想从执政党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已任。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举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用来控制知识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做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来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方面的人来申请。你听话了,我给你一块;你不听话,我就不给。除了十足的腐败,这个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就是行政控制。

  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体面的生活,这就会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结果就会很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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