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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正常死亡

http://www.CRNTT.com   2012-06-09 09:08:14

毫无疑问，陈赵二人的推论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首先是符合他们作为作者本身的文化想象，其次是符合他们对于王国维的认定以及中国后来之读书人对于王国维的认定，这样的说法就使得王国维之“自杀”从令人难堪的“殉清”之说上升开来；简单来说，这样的说法是被需求决定的，虽然它与“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能够紧密契合。但是这个方向上的理由，如果用自杀动机来解释，显然很难说得过去。 　　从利他性上来讲，王国维的“自杀”在陈寅恪的描述当中很具有屈原之死的类型特点，但屈原之死有明显的利他性特点，有血谏的类型化特征，但王国维之死并不具备这样的利他性；再者，王国维显然不是自我性自杀，他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话要说；其三，如果是失调性和宿命性，那么也是缺乏足够证据的，在目前可见的所有证据当中，都将王国维存身的文化系统概括以一个“清”字，有说王国维听了梁启超的话害怕共产党的，有说王国维害怕剪辫子的，但将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极高的知识分子，主张学无中西、奉行“对宇宙人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强调“每从游戏得天真”的艺术家——我们在评定王国维的时候总是强调他在学术上的地位，而忽视了他在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价值。按照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论调，王国维显然并不死那种一味拆借负向价值的悲观主义者，苦闷的根源和悲伤的情绪信号很难成为其自杀的动机。 　　如果说王国维之死不能用自杀的心理分析来解析，那也未必证明王国维就是“他杀”，我们还需要另外的证据。 “他杀”：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利益关系 　　让我们再回到王国维死后的现场，在给王国维定性“自杀”的过程当中，除了死亡现场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人和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罗振玉和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分子。从王国维到罗振玉再到陈寅恪、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解读王国维之死的密码锁，而这个密码锁的钥匙显然不在1927年的中国颐和园的昆明湖，而在1973年从苏联发往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一个包裹当中。 　　这个密码锁涉及到三种知识分子的造型。倘若罗振玉是杀死王国维的凶手，他的杀人动机是非常充分的且明显的——尤其是在他伪造了一份王国维的“遗折”向溥仪讨要谥号之后——如果他和王国维真的存在个人纠纷，那么甲方已死，有事只能烧纸；而作为一种忠于清室、后来甚至不惜当“汉奸”的“御用文人”，他可以利用王国维的文化地位做一次非常醒目的公关——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当时清廷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自绝于世，显然会让很多人对清廷的正义感加分。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罗振玉的牺牲精神显然要远远大于他自己所“描绘”出来的“忠臣”王国维。这是第一种知识分子的造型。 　　第二种知识分子的造型来自于王国维“自杀”的证据。王国维“自杀”是被颐和园一个扫亭子的人发现的，当时昆明湖的水深不过两尺，而王国维并非是溺毙，而是被淤泥堵住了口鼻耳目，当时被抱上来的时候，据说内衣还没有湿透，而闻讯赶来的人是赵万里和卫聚贤。这里面有两个疑点：一是，扫亭子的人一听见落水声就跳下去，把人抱上来，但即便在“内衣都没有湿透的”时间内也晚了，理论上来讲，只要憋气不超过两分钟，人不会死亡；第二是，王国维并非“溺毙”，也就是说他的呼吸道里没有积水，而当时的人把他从两尺深的水里救起来，第一件事竟然不是把王脸上的淤泥剥掉？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救人的人的基本反应都存在疑点。而能为这个现场作证的人是赵万里和卫聚贤，从这两人在王死后的情况来看，他们所秉持的生命哲学和政治观念显然和观堂老人有很大差别；而为王国维“自杀”之前的种种行状提供证据最多的又正是这两个人。 　　第三种知识分子的造型就是在接到消息并相信王国维是“自杀”之后的陈寅恪。和赵万里、卫聚贤一样，他们的可疑之处正是在观堂老人死后的数十年里迥然各异的人生的轨迹。一般意义上来说，陈寅恪被认为是王国维的“悲剧”的某种延续。而要认定这某种延续，认清这密码锁中三个环节的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首先要界定何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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