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真正的城市化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2-22 08:53:31

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 　　文章分析，中国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享受到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转化为人口红利。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长期上升趋势，加之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必要的人力资本条件。 　　其次，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的时间，人口抚养比的长期降低则维系了高储蓄率。这使得中国在较长时间里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 　　第三，劳动力大规模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改革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 　　惟其如此，一旦人口结构向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即人口红利消失的话，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事实是，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于2010年到达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资本边际回报率也已经开始降低。即便生产率提高速度保持不变的话，中国GDP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也将从“十一五”期间的10.5%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2%，并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6.1%。 　　潜在增长能力是一个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相关的概念，因此，靠以刺激投资为抓手的需求拉动，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然而，从供给方因素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根据我们所做的一项模拟，至少有两个变量的改变，可以显着地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而这两个变量都可以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有利的变化。 　　第一，如果在2011年－2020年期间，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期间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有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办法，那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社会保险覆盖率低的现实，意味着他们作为城镇所需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就业预期不稳定，从终身来看，非农劳动参与率也较低。 　　这表现在，一方面，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农民工常常受到周期性失业的冲击，许多人甚至不得已而返乡。另一方面，由于不能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特别是不能预期在城市颐养天年，他们在较低的年龄上就主动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1年，在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60.4%，而在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仅占18.2%。可见，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无疑可以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他们的实际劳动参与率，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积极效果。 　　第二，如果在2011年－202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时期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固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诸多途径，但是，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的情况下，推动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即刻消失，而只是以不变的生存水平工资，不再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 　　2003年－2011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这个增长速度是符合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的预期的。但是，工资增长如果继续加快，超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以及超过企业的承受力，就可能演变成休克式的结构调整，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借助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即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既可以达到推动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的目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能够给企业留出必要的时间进行调整与适应。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