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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之雷震:所主张的和反对的

http://www.CRNTT.com   2013-07-13 08:20:04  


 
  可雷震不是一个甘心做中学校长的人,在1927年年底离开湖州到南京。这时南京政府法制局刚成立,首任局长是王世杰,他是著名法学家,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学的专业和雷震一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雷震的政途一路畅通。王世杰到了教育部,雷震到教育部,王世杰到国民参政会,雷震到国民参政会。

  到国民参政会后,雷震在国民党内部的个人才干得到进一步发挥。他虽然是国会参政会的副秘书长,但秘书长王世杰这些人没有时间分管具体的事情,所有工作都由雷震一个人负责,包括后来的政协、制宪国大,这说明什么?那时有两个东西是他作为政治上的明星突出的原因:一是当时国民党制宪的需要,还有一个是他本人的才干和他自己所跟的人对他的青睐有关系,蒋介石本人也非常器重他。雷震和当时所有的在野党,比如青年党、民社党、共产党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在重庆见到雷震戏称“雷长官”。而他和胡适的关系陈布雷很奇怪:“你到行政院当政务员时,每次谈到北大要经费总帮胡适先生说话,你不是北大毕业的,你是日本留学生,怎么帮助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北大校长说话?”由此可说明,那个时代他和胡适就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认同胡适的价值理念和为人。罗家伦在上海时差一点被上海警备区装在麻袋里扔到黄埔江,被雷震保了下来。

  所以,1949前雷震在国民党内部从国民参政会开始一直到制宪国大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比如制宪国大开幕,共产党不参加,青年党把名单给了国民党,但必须等民社党的态度,如果民社党不同意,即便把名单公布也不参加。要想想一个国家制宪的大事,所有党派都不参加,制什么宪?蒋介石想到了雷震,给他三天时间让他去上海做张君劢的工作,雷震真做成了。这说明什么?雷震人脉好,而且他身上确实有一种不偏不倚的东西,即我虽然为国民党做事,但对其它党派也是凭着一种公正的心去做。

雷震:一个“无党无派”的宪政主义者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他为人公正,人脉很好。他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之所以后来出版《自由中国》,跟蒋介石反目,有完全不同的政治路径选择,在于他骨子里是一个宪政主义者,骨子里认同宪政的价值原则,以这个价值标准区分敌友,一些私情就舍掉了。

  范泓:对。这和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接受立宪主义教育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他除了对共产党这一支有自己的认知之外,对其它党派没有敌我之分。如果真的有敌友之分,不可能和各个党派关系处得那么好,而且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中间人和国民党出面谈判的人不可能做得很好。 

  所以他有一个称号是“无党无派”,而且另外一个绰号是“统战部长”,但国民党没有统战部一说。他是为了宪政,政治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宪政。

  张耀杰:首先是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不行宪政,即蒋介石和雷震的区别是时间表问题,蒋介石是活着要掌权。雷震的特点有两方面:一是有深厚的宪政追求,政治生命就在这点;二是比所有有资格的人有办事能力。能把这两点结合在一块的人,在国民党内部很少。他价值的不一样就在于能把这两点结合得这么好。 

  腾讯文化:除了制宪国大说服张君劢的民社党参与,貌似雷震还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统战部”的工作。 

  范泓:对。退守台湾后,蒋介石两次派雷震到香港,那时香港有所谓的“第三势力”(大体上在国共之外想重新组成一支力量,我们称这股政治势力叫做“第三势力”),不是单纯的民社党,也不是单纯的青年党,由民社党、青年党、共产党以及其它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他们所组成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既不跟共产党走,也不认同国民党的做法,而是想寻求第三条道路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在港的一帮人里,有很多人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让进台湾。

  张耀杰:当时国共双方争夺“第三势力”,周恩来也派人去。

  范泓:雷震从香港回来后,向蒋介石反映了香港的真实情况,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对台湾的看法。

  腾讯文化:包括对国民党的批评,这种批评中有没有夹一点雷震的“私货”,雷震个人对蒋的失望、批评?

  范泓:没有,有一个历史细节要讲清楚,尽管这帮人不认同国民党,也不跟共产党走,但总体上认为台湾政府是可靠的。具体往里分析,虽然是第三势力,但还是认同蒋介石政府,不认同这边政府,因为共产党曾经派程思远到香港做左舜生的工作,希望他能回来,左舜生根本不理。他是青年党骨干人物,在联合政府做了最后一任的农林部长,他到台湾时间很短,很快就走了。要知道当年台湾才300、400万人,国民党一下带过去了300多万人,所有孩子的记忆包括很多老人的记忆——找房子非常困难,哪怕高官找一间像样的房子都很不简单,很穷,路上没有街灯,黑暗,不是我们想象当时的台湾很好。王世杰在大陆写信给雷震,必须把左舜生一家的房子找好,还要让周至柔(空军总司令)接他,所有票都安好。而左舜生在台湾待了4个月,觉得不行,就移居香港,从此近20年,1969年重病返台湾治疗,死在台湾。所以情况很复杂,我觉得这些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甚至有欺骗的一面。但不管这个政权有多少问题,始终有行宪的目标,而且如今确实实现了,尽管拖了很长时间。雷震到香港慰问,真实反映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给当局。但反过来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批评不新鲜,以前就是这样批评的,比如党化教育、国家军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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