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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之雷震：所主张的和反对的

http://www.CRNTT.com   2013-07-13 08:20:04

事实上，早自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后，蒋介石总统就非常关注此案的发展，九月十六日开始垂询本案发展，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指示尽速办理（九月二十日），与会成员则包括张群（总统府秘书长）、唐纵、谷凤翔、黄杰、汪道渊（军法覆判局局长）等人。 尤其在开庭审判之后，他再度训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十月六日）；甚至在十月八日宣判的当天早上，还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所以，尽管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后来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与警备总部处理该案诸多"不合或失当之处"，并提出纠正案，仍然无法改变初审的判决……在强人政治威权独断之下，司法和监察体系乃聊备一格，遑论独立公正。 　　由于蒋在雷案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雷震的命运可想而知。李敖是当年接雷震出狱的人之一。2001年11月17日，台北市文化局为纪念雷震先生，在"二.二八"纪念馆举办过一次《自由中国》半月刊文物、图片特展。文化局长龙应台特意请来李敖作演讲。李敖说："若要了解雷震其人及'雷案'，应当从他与国民党，也就是与蒋介石的关系发展着眼才对……雷震是当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人。创办《自由中国》初期，还是蒋出的资，两人当初友情深厚。" 李敖这番话，与本文开头龙应台认为1956年的那篇社论是最终"引火烧身"的关键点，都是从雷蒋二人的公私关系来回看雷案的，在其语义上是一回事。不过，雷蒋二人最终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若单从1956年雷震所写的那篇社论来看，似乎还远远不够。在《自由中国》生命史的10年中，即便1956年的那篇社论"触犯龙颜"，让蒋心中有诸多不悦，但仍未能构成雷震10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龙应台手执的那本《自由中国》半月刊，实际上是一期"祝寿专号"（《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蒋故作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社论的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当时胡适正在遥远的美国当寓公，胡健中向其约稿，他有感而发，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文章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取艾氏比蒋公，劝后者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语）。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寿，搅动人心，酣畅淋离，"专号"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借"祝寿"而"进言"，毕竟是"坐而论道"，尽管当时即遭到当局的反击，蒋还是没有对雷下手，让《自由中国》半月刊又存活了4年。这时雷震虽已被开除出党，但其"忠言直谏"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他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与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从一开始的合作，到不断产生磨擦，然后渐行渐远，进而又升级为不可调和的对抗，这不仅因为雷震本人"择善固执"的性格，更因为其民主理念与执政当局专制理念南辕北辙、迥不相侔。所以，1956年的那篇社论，只是这种在理念上发生严重冲突的一次必然结果，但此时双方并未真正走到摊牌的时刻。 　　雷蒋矛盾的升级，应是在这篇社论之后。首先，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对总统个人的批判等"（《雷震与台湾民主运动》一文，李筱峰），其火药味之浓，反而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意志；其次，从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自由中国》连续八个月推出有关"今日的问题"大讨论，全面反思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新闻自由等问题。这场讨论由《自由中国》编委戴杜衡提出，以表达《自由中国》全体同仁对当时"国事"的整体看法。在首篇专论之前，有过一篇代序，题为《是什么说什么》，文章出自殷海光之手笔：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立言，以什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一条：是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们也决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殷海光全集》第11卷，499页） 　　不难看出，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其"国事"的种种看法，尽管这时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清议"上，但言词犀利，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可以说，这15篇系列社论，将雷蒋二人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推向了"对抗"，尤以"反攻大陆无望"等言论最具冲击力，开始动摇蒋介石统治台湾的信心，当局决意制裁雷震如箭在弦，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转眼到了1959年至1960间，国民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47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欲意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胡适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却在1959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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