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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贿了”印度成功中国难行？

http://www.CRNTT.com   2011-06-13 10:03:53

“我行贿了”为何印度有效中国难行 　　2011年06月09日21:39人民网　黎明 　　印度有两个“海龟”，回国后对本国社会生活的适应性差了，出于对腐败的不满和“抑制国内腐败”的考虑，他们创办了一个叫“我行贿了”的网站，专门搜集各种行贿故事，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留言，跟网友分享行贿经验，比如为什么要行贿、具体金额、结果怎样等。这家网站在印度“蹿红”了。该网站蹿红的证据倒也踏实：目前大约有1万多腐败案例记录在“我行贿了”网站中，涉及印度全国19个部门，347个城市。回帖和留言有10多万条。更重要的是“达到了警醒政府的目的”，印度交通部长甚至表示“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这还不是说着玩的，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该部门的腐败投诉减少了很多。 　　看来“网络反腐”有较强的普适性，或许也各有特色国情。印度式的网络反腐，叫唤“我行贿了”就有效。 　　在中国，可以确证栽倒在网络上的贪腐官员，其实屈指可数。然而，仅从恶官“落网数”看网络反腐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客观。网络反腐的特点之一即“雷声大”——对官员来说，一挂上就名满天下，因而特别吓人；对网民来讲，于虚拟空间、千里之外射恶官落马，因而特别鼓舞人心。所以说，网络反腐于中国，其可见实效不多，而“无形资产”之丰厚却难以估价。 　　中国式的网络反腐，多半基于侵权控诉、涉私爆料和“窝里斗”式的举报，如周久耕“天价烟”那种诱发落马的因素，可称之为“疑点发现”，其实这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以公开“我行贿了”的这种方式反腐或控诉，中国网民亦可一试，但我预计蹿红不了。主要原因在于：虽然理性判断中的行贿行为是被迫的，也是大恶的，但我们社会中的行贿却是心甘情愿的、积极争取的，我们是热情行贿，甚至是狂热行贿。行贿领域的竞争异常惨烈，大家怕的是“烧香找不到庙门”。 　　我过去总结过：贿赂才是硬道理；小贿小发展，大贿大发展，不贿不发展。经济与社会权利、利益的竞争规则，即官员决断、大官独裁。人家受贿就是给机会、给面子或默默认可、伺机支持，起码是不挺身而出坏行贿者的好事。 　　行贿有人接受，有权力、权贵做靠山，几乎等于事业成功、人生命运转折，等于有钱有势，这实际上也被世俗大众所羡慕。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之人生追求的“初级阶段”，就是争取到行贿罪的犯罪资格。换成难听一点的话，争取犯下行贿、受贿罪，就是普通中国人的“事业定位”与“人生追求”。 　　中国官方鼓励说出“我受贿了”，并设立有退贿账号；中国国民揭发“他受贿了”，全部希望寄予上级权力查处。若是喊出“我受贿了”，一般那是打算“同归于尽”的决然之举，这还不一定给“对手”造成实际伤害，白白搭上自家性命的可能性还不小。 　　与印度乃至各国对比，我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最高。举个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为例：安徽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何帮喜和徐顶峰曾涉嫌因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分别向周行贿的事实，写入周案判决书；但是今年两会上，何、徐的名字仍出现在安徽团代表名单内，即便媒体反复质疑、网声为此大哗，还是对其无可奈何。 　　“我行贿了”在印度有效，是因为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如果像巢湖行贿事件一样，丑闻“传遍世界”和写入判决书都听之任之，也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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