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刘再复：我和李泽厚不否定革命历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证明“人等于人”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请问你认为这种价值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刘再复：这种个体生命价值的确立，包括消极方式与积极方式。消极方式带有历史针对性，即从具体的历史场境出发，以极其鲜明的态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对生命价值的践踏。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重要的，但“文革”动不动就把人界定为“黑帮”“牛鬼蛇神”“黑五类”“黑九类”， 个体生命不仅是零，而且是负数。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只是想证明“1=1”，即“人等于人”。 　　积极方式，是指上世纪80年代正面地介绍和建构了一些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理念。除了重新阐释马克思反对“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从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重角度评介存在论思潮，从而使萨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加缪等人风行一时。存在论的主题正是探讨个体生命如何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财新《中国改革》：那时你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等同于胡风“主观论”。请问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如何，是否并不像今天很多人回忆的那样自由？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比较“宽松”，尤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是，提出一些突破性的理念还是很有压力的。例如《红旗》杂志就发表了陈涌、姚雪垠的文章，对我展开批判，把我界定为“反马克思主义”。 　　1986年，我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全国性研讨会，主题发言中提出“新时期文学批判有余、忏悔不足”的新论点，正式表明“忏悔意识”的理念。即是说，我们过去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有意无意地进入一个“共犯结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没想到，这令一位领导人恼火，他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因发言稿发表在《人民日报》），严厉批评我的理念，结果《人民日报》不得不立即发表两篇和我商榷的文章。学术商榷永远是必要的，但领导人的愤怒却给我造成政治上的压力。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展开，这怎么理解？跟这种政治压力有关吗？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确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产生。但是，新理念要具有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学术经典来支撑。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理念都形成学术专著，但上世纪80年代仅有的几年时间不足以让思想者坐下来从容地著书立说、建构思想经典。我写《性格组合论》仅有两年多时间，而且这两三年中俗事繁杂，很难沉下心来，我相信多数学人都有时间不够用的苦闷。“五四”时期胡适自省说，他们那一代人是提倡有余，建设不足，恐怕也是感到“太仓促”。我曾认为，“五四”启蒙者缺少建构现代思想经典的意识，现在应补充说，即使有此意识，也未必有可供建构的时间。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