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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我和李泽厚不否定革命历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从“裁判者”到“观察者” 　　财新《中国改革》：在国外你获得了充足的读书时间和内心的平静，但也不免与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隔离，思考与倡导的内容可能不是当下最迫切或最热门之话题。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再复：出国前与出国后，我的文化角色确实不同，出国后我自觉地选择了“观察者”的角色，只省观、冷观，不介入、不参与，但关注还有，对政治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只要能见证人性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可以了，不能要求作家充当社会裁判者和世界改造者。20多年前我也有充当“裁判者”的妄念，以为自己可以充当“大众代言人”和“正义的化身”，很可笑。现在，我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充分自由表述的条件，可以处于“面壁”思考状态，非常难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不敢浪费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每一个体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只能发出一点内心自由而真实的声音，只能把握自己，不可能把握世界，也不可能把握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不再追逐时髦话题、热门话题，也不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语，这也许正是我出国后的一点“长进”。 　　财新《中国改革》：所以，你现在认为“生命大于学问”，而非“学问大于生命”？ 　　刘再复：“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我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剥夺得太多，必须把时间追回，因此，疯狂地读书、写作。为了做学问，我真是“不要命”了，真的把学问看得大于生命。上世纪80年代初，与朋友讨论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我仍然采取质疑态度，觉得人生总得先确定伟大目的也就是本质，然后，才让生命为此目的而牺牲。 　　出国之后，我逐步觉得，还是萨特的公式比较真实。也就是说，人首先应当活着，然后才寻找活着的价值和意义。20年来，我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连结，但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概念，或者说，是走向觉悟，不是走向逻辑，觉得生命的觉悟比学问的姿态重要得多。 　　就以“自由”而言，西方关于自由的论著实在太多，这一论题的学问实在很大，仅哈耶克和以赛亚.柏林的自由论述就够我研究半辈子。但是，后来我才明白，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停留于哲学的思辨，自由应是一种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就在自己的身内，能否得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是自给的，不是他给的，也不是天赋的。在生命困境中争取自由，这是生命；在概念系统中思辨自由，这是学问，两者权衡一下，我觉得生命更为重要。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是讲人首先应当重肉体、重生存温饱，然后再立灵魂、求发展，与宋儒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路正好相反。我认同李先生的“吃饭哲学”。  　　2011年09月14日08:20　记者：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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