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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http://www.CRNTT.com   2012-06-12 11:52:38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6月12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的阶层与意识状况：政府知识分子与“左派”》，内容如下：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或者权力），而力量（或者权力）是要承担责任的。今天讨论知识与责任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知识界思想状况的深刻担忧。尽管中国继续被外界视为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但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好事情，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多元主义。那为什么要担忧呢？ 　　第一、目前在中国存在的主义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各种思想系统化，互相竞争来影响现实政治。但当时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是源自于各诸侯国的实践，各种本土思想也意在影响各诸侯国的国家建设。就是说，各种思想都和现实相关，它们来自实践，不仅能够解释实践，而且也能指导实践。但现在进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更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决定中国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导行动，任何思想是行动导向的。如果这些进口的思想成为了官方主导的思想，会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国也无意拒绝西方思想。不过，从近代以来各种进口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来看，人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之中。有很多问题是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也有很多问题是国家战略和政策所致。这后一类问题往往和决策者的思维和思想有紧密的关联。且不说毛泽东时代所进口的思想例如“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思潮，也在继续对中国社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只要中国精英层的思维和思想继续处于最近以来的“被殖民”的状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中国社会继续面临无穷尽的问题。 　　第二、各种思想已经表现为极端性。思想在各国之间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极端思想则会产生消极后果，极端的思想导致极端的行为。在中国，很明显，各种进口的思想正趋向极端。这尤其表现在左、右（自由）派之间。左、右派之间激烈的思想竞争，已经导致了两者的极端化。这种局面如果继续，有可能会超越中国的改革局面，而导向激进甚至革命的局面。 　　第三、各种进口的思想早已经显现出其影响公共政策的取向。思想由不同的社会群体进口，而进口什么、不进口什么，则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现状及它们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终和公共政策相关。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今年的各种“左派”思潮，在这一点上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们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获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对这些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使得社会的整体认为它们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种思潮不仅和公共政策相关，而且也开始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只要是行动导向的，各种思潮必然寻求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一旦结合，就可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从而导向现实的改变。改变现实当然是目前的中国所追求的。但问题是向什么方向变化？如何变化？变化的获益者是谁？这些变化又会对中国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回答。简单地追求变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想看到的变化，甚至是必须努力加以避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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