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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思考日本文化的一种前提 | |
http://www.CRNTT.com 2014-05-27 14:41:59 |
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这被看成民族先知的知识人躲不开的宿命。 回头来看,直面现实和分析现实一直是加藤周一的力量所在。被誉为战后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东京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语)的加藤周一,确实拥有对日本、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力。有人说,除了没能预见苏联的崩溃,没想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外,他所有的分析和预见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加藤周一本人也曾用玩笑似的口吻以此自称自许。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藤周一和他的同时代学者直接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激烈发展、变动的日本社会,如何认识剧烈变化中的日本文化。一九五五年六月,加藤周一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杂种文化论”。他公开给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这样在当时令许多人瞠目、也令许多人喝彩的答案,并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对杂种文化在未来日本历史发展上将起到的积极作用做了多方面的阐释。他的文章用语生动,雅俗咸宜,所以影响遍于日本列岛的沟沟谷谷。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到日本,和几位日中友协的老人聊到日本民俗中有很多大陆因素,其中一位随口就说了句,“日本什么都是那个加藤说的杂种”,这话立刻得到旁边几位的点头赞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加藤周一的名字。 说到战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动,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日本战时精神秩序的结束。阪口安吾的《堕落论》就此写道: 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阪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观》评论社复初文库版一九七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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