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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从较长历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条件相同，内部统一性较高的社会在艰难困苦之时更有凝聚力，而内部统一性较低的社会则往往只能共享乐而难以共患难。二战之后西方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外来移民与东道国社会相对和谐，不等于现在和未来也和谐。因为彼时外来移民人数尚少，而且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饼”可以分享；现在西方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50.4%，仅中国一国就占15.4%，超过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3.1%）；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低速增长期，西方经济增长低于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饼”缩小，社会异质性却大大提高，必然驱使人们转向小集团身份认同以求在资源竞争中取得助力，移民与东道国本土社会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难民甚至将母国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乱带到了东道国。由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明显优于孟加拉国，大批孟加拉国非法移民涌入印度，2010年时印度政府即有高官在防范非法移民的活动中声称此类非法移民已逾2000万，导致西孟加拉、阿萨姆等邦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阿萨姆等东北各邦人口结构变化尤为显着。这些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多数是穆斯林，在印度各移入地与当地原住民产生了一系列摩擦，在东北各邦的冲突更是堪称暴烈。 　　在连年战乱之中，大批索马里难民涌入相对和平繁荣的肯尼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伊斯特利区因聚居着众多索马里难民而被当地人称为“小摩加迪沙”，也被许多索马里难民视为自己的“第二首都”。结果这个区域不仅因治安恶化而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不安全的区域，而且成为索马里恐怖主义势力招募新兵的基地。2013年9月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案震惊世界，而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青年难民就是此次袭击组织者索马里青年党的重要兵源。在长期潜移默化之下，居住在当地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严重错乱，对恐怖主义袭击纵容乃至乐观其成的心态蔓延。在西门购物中心袭击案之后，居住在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更愿意相信这场袭击是政府军导演的把戏，目的是提升总统肯雅塔的威望，强化其亲西方政策的合理性。 外来居民群体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中，源于从境外迁入者不止一个：境内哈萨克族聚居地本系准噶尔汗国故地，清军消灭准噶尔汗国之后没有推行从内地移民实边政策，卡外哈萨克牧民借机不断流入准噶尔空地游牧，清军屡驱不尽，天长日久，遂在卡内形成哈萨克族聚居区；维吾尔族先祖回鹘人从漠北迁入河西，然后逐步迁入西域而成为南疆多数民族；回民先辈源于唐宋时期来华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以及元朝跟随蒙古人征服中国的色目人；延边朝鲜族先辈本系清末以来陆续从朝鲜迁入的逃荒流民；俄罗斯族系从俄罗斯迁入；塔塔尔族、撒拉族系从俄罗斯和中亚迁入，其中塔塔尔族本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鞑靼族，在清末以降中俄通商过程中流入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经贸发展中，中国也已经或正在形成新的达到数万人乃至十万人规模的聚居外来民族群体，如浙江义乌的中东穆斯林商人群体，广州的黑人群体，北京望京、五道口和青岛的韩国人群体，香港的菲律宾佣工群体，等等。还有一些外来民族以难民身份得到了我国的收容，形成了规模不一的聚居群落，聚居在云南瑞丽的罗兴亚难民群体已有数万之众，以“难民”名义滞留香港、实际上属于经济移民的南亚人和北非人也已经超过万人。 　　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成为威胁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的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从8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天方夜谭》中也描绘了商人辛伯达扬帆中国的故事，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形成了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史籍称9世纪70年代广州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有12万之多。然而，这个庞大的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只有和谐相处，而是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这些摩擦曾经发展到公然武力挑战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全国兵力集中调往华北战场之际，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广州，迫使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亡，大掠之后扬帆而去，正穷于应付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后几乎杀尽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这个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摩擦才以极端形式得到了解决，而万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蛮省（阿曼）两地众多对华贸易商也因此事变而大面积破产。 　　“君不见泉州闭门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晋江释大奎：《筑城曲》）从历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发过穆斯林与中国社会大规模对抗的唯一地区是泉州。正是在唐宋两朝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埠时期，泉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移民社团，在此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寿庚背叛南宋事变，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依托泉州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身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深受宋王朝恩典的蒲寿庚却杀害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统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国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团又企图割据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乱持续十年之久，最终被忠于元朝的陈友定部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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