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刘再复：我和李泽厚不否定革命历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尽了一个思想者的责任”，但这也导致你后半生的漂泊。如果当时能预料到这种情况，还会如此活跃和“反叛”吗？ 　　刘再复：如果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些被视为“异端”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漂泊的第二人生，这一因果是个事实。但是，对于人生，我只追求丰富，并不求功名与平稳。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喜欢乔伊斯所说的，“漂流是我的美学。”在此心态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即使当时能意料后半生的轨迹，80年代我还是会如此坦然。我还想补充一句话：思想者把思想自由视为最高价值，漂泊让我赢得思想自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能预料到可以赢得这一幸运，那么我的思想将更加活跃。 “告别革命”是与非 　　财新《中国改革》：上世纪90年代你与李泽厚先生在海外谈“告别革命”，引起一片哗然，至今依然未被主流话语接受。请问你认为原因何在？ 　　刘再复：“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是，“执政党”如果没有从“革命党”的思维框架里走出来，就会觉得“告别革命”理念否认革命（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其实，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改良、协商、妥协（不是没有斗争）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减少历史前行的代价。固守“革命党”思维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理念。 　　从某些反对者的角度说，他们认定改良、妥协的办法行不通，需要“重新洗牌”，所以，他们也反对“告别革命”。 　　对立的双方，在哲学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双方在思想脉络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继续。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的原因还涉及中国的大、小文化传统以及“除恶务尽”的国民性问题等等。说来话长，留待以后再讲吧。 　　财新《中国改革》：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与你和李泽厚对谈时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告别革命”的观点在今天是否仍适用？ 　　刘再复：《告别革命》对话与整理的时间是1992年至1994年。香港推出第一版的时间是1995年。到今天，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已相当富强并将更加富强。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伦理代价，还带来社会变质和两极分化。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困即经济匮乏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社会繁荣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时期。更何况，中国人向来能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产生怨愤和不满，在这种历史场合下，“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将永远存在，在矛盾冲突面前，只有阶级调和（改良、妥协）与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两种基本选择，我们认为，前一种选择比较好，代价比较小。但调和不是投降，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斗争。其实改良、调和更复杂、更麻烦。 　　我和李泽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问题，不能回答是否“适用”于当下实际的问题。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