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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等：群体性事件呈现许多新特征

http://www.CRNTT.com   2011-10-03 07:21:47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到底从哪方面来解决？我认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要有社会公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社会不满？就因为社会公平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所谓的分配不公，一批弱势群体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水平下降。第二是机会不公，实际上机会公平可能更重要，怎么样使底层的人有一种往上走的通道，这是目前老百姓那么愤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最近的调查发现，老百姓对于一两个贪官可能不是那么恨，但是在这种不公中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你拿了我的东西，拆了我的房子，我就更恨你。这种恨通过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社会不公。 　　第二个方面，与我们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司法地方化。现在一个地方，只要你是市委书记，要拆老百姓的房子，法院不敢立案，不敢判，判了也不敢执行。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司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怎么样使它公平、公正？我们要提出司法独立性的问题。现在司法独立不能提，一说司法独立，大家马上想到三权分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能不能提出一个新观念，就是司法制衡。所以我最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中级法院的人、才、物完全脱离地方党政。为什么是这两级？因为这两级关系到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案子一般到这两级就差不多了；第二，在国家层面下，在各省派出巡回法庭；第三，撤销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四，主审法官定期流动。做一个折衷的手段，法治建设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折衷的东西就是司法制衡和司法独立，在现在完全司法依附中间找一个司法制衡，用司法制衡地方党政。 　　第三个方面，国家建设、政权建设。政权建设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国家建设层面，中央层面先放一放，从基层政权开始。虽然我们选择地方作为突破口，但村一级没有什么意义，十年前我就研究村级政权，我认为村一级的选举没有必要琢磨来琢磨去。因为中国的村里是一个社区，你只要把利益确定了，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剥夺，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必要在一个最落后的地方推进所谓民主。乡镇改革的重点也不在直选之类的民主改革，因为乡镇不是一级完全的政府，完全可以把其变成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县一级政府。对于县一级政权的改革，第一，我建议县级政权从人大开始。首先是放开人大选举。最近，我为什么这么费劲去鼓动选举？实际上这是一个机会。选举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胸怀，因为放开选举，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在你的规则里面来玩。现在我们国家县一级的选举是可以直接选举的。其次，要使人大代表精简。一定要使政府官员不能再当人大代表，能不能实行人大代表职业化？你没有工作，选了人大代表了，就有一份工资，培养地方政治家。第二，我建议县里的干部，改变异地为官的制度，现在异地为官太麻烦，每一个人都想调动，没有人真心实意为地方做事情。要改流归土，官员本地化。 　　政治改革要稳步推进。那省一级、中央一级怎么办？我认为这两级暂时可以放下，没有关系，先把基层做好。中国社会通过10年、20年基层政权的建设，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培养出比较坚实的地方基础。执政党要有一种胸怀，统治国家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实施。把基层政权做好了，通过10年、20年，将来社会转型的时候，特别是政治转型的时候，不至于带来根本性的大的动荡。 　　我最近对台湾的问题在进行研究，我发现台湾在社会转型中间，首先是从县级政权开始的，而县级政权是议会选举，最后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国民党选举中间失去了政权，有几个下台了，但是没有带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也没有发生对国民党的大清算，而且通过选票可以拿回来。所以政权的这种转型，这个时候需要中国的政治人物有一种高的智慧和一种大的胸怀。能够使这个国家经过10年、20年的奋斗，最后能够达到这个转型。 　　第四个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要有新闻自由。新闻不开放，这个国家很难有一个更好的力量去监督它的社会转型。现在要控制也太难了，发展太快，从BBS到论坛，再到博客，然后到微博，发展太快了。这是我想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四个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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