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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进场

http://www.CRNTT.com   2012-05-22 11:13:52

两个因素的影响尤其之大。一是税收结构不合理，过多地依赖流转税 （增值税、关税、营业税等），本质上是消费税。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消费税具有累退性质，低收入群体的有效税率超过高收入群体，拉大了居民的当期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是房价的快速上升拉大了居民的财产差距，而财产代表的是永久收入，其影响更为深远。从实证数据看，过去五年，房价增长快的省份，消费增长相对慢一些。房价快速上升本身也反映了人口红利增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造成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最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将原先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相关储蓄部分转移到居民部门，客观上扩大了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平均储蓄率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 　　■ 消费长周期下半场：消费率趋势性上升 　　展望未来，人口结构等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并将带领中国消费长周期迈入下半场，消费率将反转并呈现趋势性上升。根据官方的统计，中部和西部的消费率近年来持续下跌，但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已经企稳，从2008年的31%的低位上升至2010年的32%，显示消费长周期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或者接近出现。 　　人口年龄结构显示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或更早见顶，然后逐渐回落。工资的上升显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拐点可能在2004年－2005年就已经发生，我们估算，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从2005年的1亿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000万左右，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大幅减少。 　　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增加工资上涨的压力，挤压企业部门的利润，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在GDP分配中的占比。同时，青壮年是社会上的生产者和储蓄者，而老人和小孩则是净消费者，所以随着人口红利时期结束，青壮年的相对人数下降，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会降低。 　　从体制和政策层面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总体收入增长放缓，政府和企业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将越来越不可持续，改革的压力在增加。新一轮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房地产调控，都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进而提高总体的消费率。 　　近几年，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截至2011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2004年翻一番。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4.7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与人数上升至2010年底的8.4亿人，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降低预防性储蓄，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税制改革可以在降低税负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影响消费。降低税负有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税收结构调整（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增加资源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有利于缩小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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