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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特殊的文化，还是新天下主义

http://www.CRNTT.com   2012-06-27 14:55:28

许纪霖 　　中评社北京6月26日讯／“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知名学者许纪霖日前撰文“特殊的文化，还是新天下主义”：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辛亥革命之后，国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只是政治的觉悟，吾人如今需要伦理的觉悟，明晓共和立宪政体须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因此要打倒孔家店，用西方新学代替儒家的三纲伦理。他称之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又重新出现了文化自觉的声音，此起彼伏，莫衷一是。然而，主流的看法与百年前的启蒙思潮，早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如今被批为“政治不正确”，西化似乎在立场上也具有毋庸争辩的原罪，而21世纪的文化自觉，与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乃是一种“中国的”文化自觉，更确切地说，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重建。   　　面对文化自觉的各种声音，我以为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文化自觉与制度自觉是什么样的关系？其次，是文化自觉，还是文明自觉？最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文明，是“我们的”文明，还是“好的”文明？   　　张灏先生早就分析过，晚清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乃是政治秩序的危机与心灵秩序的危机。辛亥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处于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两个秩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自由派关心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秩序的重建。诚然，制度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核心，即便是重建核心价值和伦理秩序，首先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人性具有神魔二元性，既有向上升华的一面，也有向下沉沦的另一面。在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制度环境之下，会激发出人性中向善的良知冲动；而在一个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的严酷体制里面，人性中相互防范、相互残杀的动物本能便会泛滥成灾。因此，文化自觉的前提，是要有制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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