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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骂卖国贼有点冤

http://www.CRNTT.com   2013-05-18 11:54:00

三、袁世凯对日交涉成效显着但仍无法避免丧权辱国 　　1、袁世凯对日交涉取得了不小的效果，但在日本的胁迫下被迫签订《民四条约》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近3个月之久，日本最终失去了耐心，遂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碟，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覆，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内又贫弱无力的局面线，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最终，中日双方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从对日交涉的最终结果来看，虽然袁世凯最终仍无法避免妥协签约丧权辱国的命运，但是其三个月的努力，的确己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我们将《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本相比就会发现，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这些不得不说是袁世凯外交努力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应该说，《民四条约》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的，从提出“二十一条”起，日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威胁袁世凯。比如3月8日，日置益访晤曹汝霖，谓若于数日之内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同时，日本还不断地向山东和南满增兵，以示军事威胁。当英美俄都袖手旁边甚至助纣为虐时，要想抗拒日方最后通牒，只有完全依靠中国自身实力，然而从当时中日实力的对比看，双方悬殊太大。袁世凯曾向段棋瑞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的答覆是：可以抵抗日本48小时，48小时以后，“听候总统指示。”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碟5月8日的国务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独段棋瑞一人主张动员军队。实际上，袁氏此前也曾有过与日本一战的想法，早在3月23日他就对美使表露过：“我准备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必须以不削弱中国的独立为前提。日本的行动可能迫使我采取另外一种政策。”然而鉴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袁世凯的确不敢轻启战端。诚如英国大使朱尔典所说：“中国的局势至为危险……我想大总统……知彼知己，绝不敢轻启衅端。听说陆军总民段祺瑞已经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他（大总统）遭此惨运。”在反覆权衡和战之轻重利害后，袁世凯最终被迫选择了对日本妥协。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中日实力对比状况，一些学者对袁世凯等对日让步表示了理解。比如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著名近代史学者蒋廷黻也说：“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陈恭禄分析袁氏让步的原因说：“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 　　2、袁世凯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 　　对此次外交失败，袁世凯也视为“奇耻大辱”，他告诫国人说：“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正是处于警醒后人的目的，袁世凯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无奈袁本人却在半年之后执意称帝，将“国耻”和“奋发图强”之说抛之脑后，也难怪会落得骂名。 　　参考资料：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郭传芹《“二十一条”外交事件中袁世凯政府新闻策略及传播效果考察》；周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国民外交》；郭琳《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始末》等。 结语 　　应该说，袁世凯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还是尽了力的，石源华对袁氏外交“初则据理力争，终则丧权辱国”是比较中肯的，后人评说此事，若一味斥责其丧权辱国而对其外交努力视而不见，的确有失公允。（来源：腾讯历史第1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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